“市场不等人。我要是今天不发展，要是等一年或者两三年再发展，那我就跟不上市场了，我就错过这个机会了。那我们就变得很普通，跟其他随便哪家工厂都没什么区别了！”

 

　　在贸易部门工作期间，她结交了一位年长的造纸厂厂长（营口造纸厂厂长高万宝），他来自东北辽宁省，建议张茵移居香港，以进入废纸贸易行业。“我当时想，我居然要去一个国际大都市以收破烂为生？”她回忆道，“但他说：‘别小瞧这些废纸，它们可是森林。’现在想起来那位老先生真是太聪明了。”

 

　　水果端上来了。张茵拿了一小串龙眼，一颗一颗地剥着皮。也许是因为疲劳，在她吃龙眼的时候，一直以来无坚不摧的乐观主义似乎变得黯然失色。“市场衰退得这么快，人们根本不可能扭转局势。”她这样说。

 

　　她继续说道：“这次是真的不同，大小企业都受到了影响。过去，大风浪只冲走沙子，留下岩石。现在风浪这么大，甚至把一些岩石都给冲走了。”

 

　　光芒背后的乌云掩映

 

　　2008年秋天，10月10日下午，张茵正在准备发布玖龙纸业的全年业绩报告。玖龙纸业是十三年前张茵与合伙人一同创办的，如今该公司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箱板原纸产品生产商。发布会在香港的港岛香格里拉酒店举行，记者与摄影师都已聚集在会议厅。在会议开始前，张茵一个人在空荡的休息室里，坐在丝质沙发上整理思绪。

 

　　张茵穿着一件黄绿色立领夹克，领子一直扣到颔下。52岁的她，头发简短干练，身材矮小结实，脸上写满了复杂的表情。在公司，人们称她为主席；在中国，人们称她为“造纸女皇”。人们给予张茵这样的称呼，是因为她在不起眼的领域里创造出极高的商业价值：她从美国买下大量的回收废纸，用极低的价钱运回中国，然后重新制成纸箱用纸，用来包装那些印有“中国制造”的货物。她旗下的一间工厂是全世界最大的造纸厂房。

 

　　2006年，公司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后，张茵一跃成为中国第一位女性首富。这一排名来自一份上海出版的杂志《胡润百富》。当时，《胡润百富》估算她的财富约为34亿美元。第二年，张茵的身价更是超过了100亿美元。《胡润百富》认为她是全球白手起家女性中最富有的一个，超过了梅格·惠特曼（现任惠普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和J·K·罗琳（《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作者）。她是中国工业改革中的一颗明星，制造业中直率敢言的女爵士，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在脱口秀女王奥普拉·温弗里制作的名为《全球最励志的母亲》的短片中，奥普拉播放了有关张茵的片段，并说：“我爱那些靠自己努力而成功的妈妈。”

 

　　不过，在经济分析师看来，张茵选择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时间不太吉利。跟政界惯例一样，定于周五下午四点十五分的企业公告通常不是什么好消息。结果证明，他们是对的。随着美国在中国的货品订单量直线下降，中国工厂需要采买的包装纸箱也大幅度减少了。全球贸易造就了张茵的财富，也使她陷入了泥潭。三十年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开始，无缰的的市场经济使中国国内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在2008年短短的几个月间，张茵几乎成了一个“罪人”。一个劳工权益团体指责她的企业是“血汗工厂”，一份中国报纸引用小说《镀金时代》（马克·吐温著）里的话形容她“用血换钱”。据《胡润百富》估算，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张茵旗下公司的股票大跌，使其个人财富缩水至70亿美元。她的公司负债累累，损失非常惨重，美林证券分析师马克·常（Mark Chang）告诉我，问题的严重程度已经到了“玖龙纸业会就此破产吗？”的程度。

 

　　中国最富有的实业家之一居然沦为挣扎还债的负债者，这暗示了经济放缓带来的压力，其速度和深度使中国领导人倍感不安。邓小平曾经委派给富人们一个光荣的任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自从邓小平放开了中国经济，30年来进军国外市场的企业家让中国经济更加繁荣，但同时也让它更脆弱。在玖龙纸业本部所在地东莞，一家拥有6500名员工的大型玩具生产商合俊集团于2008年10月破产，这家公司曾向美国“美泰”和“孩之宝”供应玩具。破产之快令人措手不及，员工蜂拥至工厂大门，要求工厂偿还未付薪酬。当地政府派出防暴警察保护工厂，并向愤怒的工人呼吁不要做出“任何可能伤害父母和家庭的事”。其他那些濒临倒闭的工厂的老板则连夜卷包跑路，连双袜子都没留下。中国社科院的报告中指出，在中国发展最好的时期发生了工人暴动和中小企业营业额的缩减，并不能说明中国经济增长就此结束——不过这应该算得上是中国经济开放自由市场以来的一个低迷时期。

 

　　10月10日那天，张茵在等着面对媒体的时候略显尴尬地笑了笑，并且对我说：“我心情很好。”她环视了一下四周，身边站着她的丈夫、弟弟和两名高管。她一边阔步走下大厅面向媒体，一边说：“你自己必须要有信心，这样才能让别人有信心。”到发布会结束的时候，玖龙纸业的股份再度下跌了16%，相当于23美分，创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

 

　　白手起家的中国式富豪

 

　　尽管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堪称改革开放的宣言书，但是中国对待富豪的态度依然是极为矛盾的。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中国富豪一直是低调神秘，讳莫如深。（2002年福布斯公布了中国富豪排行榜，所配照片上的人物甚至头套着纸袋。）但在本世纪初的前几年，商界大亨们开始粉墨登场，越来越多的公司选择了上市，他们在富豪排行榜上的名次也节节攀升。根据《胡润百富》的数据，2006年中国亿万富豪的人数增长到原来的七倍，共计106人。这些富豪中不乏房地产开发商、互联网技术人员和零售业巨头。不过，辉煌的背后往往与“被告”的身份如影随形。杨斌，温室花卉业大亨，曾登上中国富豪排行榜的第二名，因合同诈骗、行贿等多项指控被判有期徒刑18年。黄光裕，国美电器（中国最大的家电销售连锁店）创始人，多次问鼎中国首富，2008年11月因涉嫌操纵股价（包括他哥哥黄俊钦控股的*ST金泰）被拘。（2009年年初，黄光裕辞去国美电器董事职务，公司也拒绝就有关调查发表评论。）正因如此，该富豪榜也被人戏称为“落马榜”。

 

　　张茵对此语焉不详，她把自己定位成一个白手起家的中国式“霍雷肖·阿尔杰英雄”。2008年秋季，我去她的办公室拜访时，她说：“我们都为公司牺牲了很多。公司的事情太花时间了。今天努力一把，明天就去打打高尔夫或者逛逛街？这是不可能的！”玖龙纸业总部位于东莞，占地面积近1平方英里（约合2.6平方公里）。东莞是一个制造工业与奢侈消费兼备的港口城市，其令人联想到波斯湾的那些石油之城。起重机和大烟囱在热浪之中闪闪发光，旁边则立着修剪整齐的灌木装饰和寒气袭人的办公大楼。玖龙纸业的办公楼高达12层，最顶部是一个翡翠色玻璃金字塔，金字塔下方就是张茵的行政套房。到达这层楼的访客都会迎面看到一个莲花形状的白石喷泉，水流潺潺，喷泉高度与张茵的身量大致相仿。自张茵在香港发布公告以来，银行家、投资者和证券分析师一直是疑虑重重，她将何去何从，公司的前途命运又将如何。这一切使得她性格中好胜、不服输的一面展露无遗。她郑重地平视着我，并且问道：“我们为什么会欠钱呢？我并没有把这些钱滥用在衍生品或者什么东西上！我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就是想为将来做准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握时机，在局势发生变化的时候抢先占领市场。”

 

　　与中国超级富豪圈的一些新贵成员相比，张茵算得上是个思想守旧的实业家。他们觉得平和而安静之处，张茵却感到不安和焦躁。他们追求的是工作和生活的平衡，践行的是道家学说；张茵却只关心产品，虔诚地秉持着这唯一的人生信仰。她这个年纪，说老够老，她目睹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说年轻也够年轻，她已经从这场浩劫中喘过气来。与同时代的人相比，她对意识形态的争论没什么兴趣，她只关心相反效果的效率边界。据她自己说，她每年至少一次会因超速而被要求靠边停车，因为她“无法容忍把时间浪费在路上”。张茵的身体永远是前倾的，兴致一来就在房间内起身走动。在交谈过程中，她的语气就像是在为中国的工业设计领域披荆斩棘。我向她问起公司的未来前景，似乎公司的发展速度比市场还要快。她摇了摇头，说道：“市场不等人。我要是今天不发展，要是等一年或者两三年再发展，那我就跟不上市场了，我就错过这个机会了。那我们就变得很普通，跟其他随便哪家工厂都没什么区别了！”她还说：“在我们有生之年，拥有的机遇总数是一定的。一旦错过了，那就永远错过了。”

 

　　机遇擦肩而过的速度要比想象中来得快。一年前，中国的领导人还在担心发生通货膨胀，并且认为经济发展速度过快。然而从那时起，经济增长速度便下降到2001年来的最低点。世界银行预测，中国今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将跌至6.5%，这是19年来的最低值。为解决这一困境，政府推出了一项规模高达4万亿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中，近半数将被用于铁路、公路、机场和电力供应等基础设施建设，四分之一将用于四川地震等灾害的灾后恢复重建。（有经济学家警告称，这一措施的效果可能是有限的，因为部分开支已经列入了计划。）失业率和犯罪率正在增长，官方媒体也提出警告，认为社会不安定因素还将增多。为此，国家主席胡锦涛并没有费心去掩盖这一危机，而是把它当作一个政治生存命题来对待。正如他在《人民日报》中所说的那样，这是“党执政能力的一次考验”。

 

　　正当张茵和我聊着的时候，她的丈夫刘名中缓步走了进来，坐到她身旁的椅子上。他的专业是牙医，但他现在却是玖龙纸业的首席执行官。他身材高大，为人平和，处事低调，与张茵的纤细的身材形成鲜明对比。当张茵说话的时候，为了表示强调，她的两手时而在空中拍打，时而握成拳头；她的口音时而是粤语，时而是带有浓重东北口音的普通话。听过她口音的中国人都能辨认出她来自中国寒冷的东北地区，那里是工业重镇，人们好喝烈酒，当地出名的还有两件特产：企业家和腐败官员。张茵大部分时间都在香港度过，那是一个崇尚贵族的城市，而她只是扮演一个苦逼经理的角色。尽管她手上戴满了珠宝，但她对聚集影响力、房地产或其他任何一样露富装备都毫无兴趣。多年以来，她的衣橱里都是香奈尔风格的礼服，装饰有色彩艳丽的印花图案和蕾丝袖口。但用她的话来说，她关注名牌服饰只是在维护“自身形象”的限度之内，她的抱负只在于扩张她的事业，要不是她成为造纸界的亿万富翁，她觉得自己应该会很享受做一个全职母亲。在玖龙纸业中国总部，张茵和她的丈夫住在经理宿舍顶层的一套改建的大公寓内。他们的两个孩子在美国上学，他们在加州海边的钻石吧市拥有一套有十个卧室的房子，这个富裕的小镇同时也是美国歌手斯诺普·道格的故乡。

 

　　正当张茵准备描述她支撑事业的计划时，她的丈夫插话说：“我要补充一点东西。”他静静地说道，“最近还是有很多人找上门来。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现在像媒体报道的那样陷入困境，为什么那些人还在考虑收购我们？如果我得了感冒，真的病倒了，为什么你还想坐在我的旁边？”“这说明我们还是十分有魅力嘛！”张茵答道，随后便为自己的玩笑而放声大笑。

 

　　成长：从东北到香港

 

　　张茵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是家中的长女。她的父母给她取名叫“秀华”，这是那个革命时代的一句标语，取“锦绣中华”之意。后来她改名为“张茵”，这个名字更加具有当代气息。张茵在煤城鸡西长大，这座城市位于中国东北部，甚至比海参崴还要靠北，那里的居民都为能够看到中国第一缕阳光而感到无比自豪。

 

　　景色是迷人的，但条件却是很艰苦的，一家人只有在节日的时候才能吃到肉。张茵的父亲张德恩（音）曾是红军部队的连长，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并因此入狱三年。张茵很少提到这件事，只是在解释为何她从未上过大学时才提起此事。她说道：“我有8个兄弟姐妹，我爸爸还在监狱，所以当我很小的时候就外出找工作，因为我的弟弟妹妹们比我还小。”她又补充说：“这教会了我即使困难再大也永远不要退缩，这一点是我在大学里学不到的。”

 

　　据她的妹妹张秀波所说，身为长女，张茵慢慢养成了组织纪律性，要求也十分严格。“姐姐最恨的就是那些好吃懒做的人。”张秀波告诉一名中国采访者说，“我们无条件服从她。”

 

　　在张茵20岁左右的时候，一家人搬去了南方，来到了广东省的一个城市。那时中国刚开始自由市场的试验不久。她在一家面料工厂找了份记账员的工作，并在一所中专学习会计。后来她跳槽到一家大一点的公司，掌管会计和贸易部门。这份工作工资优厚，还让她在香港发展了许多人脉。在贸易部门工作期间，她结交了一位年长的造纸厂厂长（营口造纸厂厂长高万宝），他来自东北辽宁省，建议张茵移居香港，以进入废纸贸易行业。“我当时想，我居然要去一个国际大都市以收破烂为生？”她回忆道，“但他说：‘别小瞧这些废纸，它们可是森林。’现在想起来那位老先生真是太聪明了。”

 

　　到张茵28岁的时候，她已经攒下了3万元钱，然后她搬去了香港。在那里她遇见了两位合作伙伴，并和他们成立了一家公司，名叫营港深纸品厂，业务是将美国的废纸运到中国的造纸厂。“她这个人精明、胆大、肯学。”我拜访的一名她的前合作伙伴吴伟庭回忆道，当时他正在堆着废纸的庭院里，他负责公司在香港的工业部门。更重要的是，张茵还拿到了一个关键法宝：营口那家造纸厂承诺收购她们收集来的任何废纸。

 

　　吴伟庭长得很壮实，却很和蔼，有着大大的眼袋。即使在外人看起来有些过度，张茵的大气依然使他感到惊奇，“我们三人本是股份均等的合作伙伴，但开始时，每次吃饭她总是抢着买单，”吴伟庭说，“这让我们很窘迫，最终我们大家商量好还是AA制。”几个合伙人的公司就在一间仅仅37平米的写字间里开张了。没多久，他们便因收的废纸里满是垃圾而上了一次当。“人们会想尽办法把不能用的湿纸或者发霉的纸卖给你。重量增加了，他们可以赚更多的钱，”吴伟庭解释道。这时一辆叉式装载机轰隆隆地从办公室门前开过去。“等过了一段时间，你就会分辨出谁好谁坏、谁可信任、谁要离他远点了。”和在美国一样，香港的废料经营生意也受到有组织犯罪的困扰，这个在中国有名的黑帮组织叫“三合会”。“他们会来这里威胁我们，”吴伟庭说，“但我会说，‘来呀，把这地方烧掉吧！我是给一家大陆公司打工的，我才不在乎呢，大不了我不挣这儿的工资了。’他们就是吓唬吓唬罢了，没把我怎么样！”

 

　　中国的新兴产业对再生纸的“胃口”似乎是个无底洞。两年后，张茵前往大陆寻找更多的废纸来源。但是中国的废纸不是特别适合回收；中国大陆严重依赖植物资源，因为这个国家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工业化运动使自然资源日趋贫瘠，并一直处于树木尤为缺乏的状态。回过头来，张茵下定决心要去那个在垃圾世界里号称是“废物中的沙特阿拉伯”的地方闯荡一番，这个地方就是美国。

 

　　崛起：从香港到美国

 

　　美国人每年要用掉大约3000万吨硬板纸，超过了其它任何纸型的用量，这样大的用量足足可以将马萨诸塞州的每寸土地盖起来还有富余。这种纸的原料来自树木以及旧瓦楞纸箱。在美国，全部旧瓦楞纸箱中有3/4是从废物中筛选出来并回收再利用的，这个过程便是张茵生意的最终目标。1990年，她在刘名中的陪同下抵达洛杉矶，刘名中是张茵在香港工作时认识的。尽管刘名中是台湾人，但他说英语时却带拉美口音，这是因为他在巴西长大的缘故，他的父母还在巴西开有食品杂货店。他们刚认识时，刘名中就觉得，这个女孩真漂亮，而且还非常非常聪明。在张茵的建议下，他放弃了牙医的工作转而从事纸品生意，这样他们便一起去了美国。他们在美国结了婚（张茵的上一段婚姻以离异告终，她还带有一个男孩）并共同创办了一家公司——美国中南控股公司。他们在蒙特雷帕克租了一套公寓，当地有大量中国移民聚居；这套公寓既当办公室又当家。“生意刚起步的那段时间我真的非常高兴，多难的事我都没在乎。”张茵说，“至少我们是在同甘共苦！”他们的生意比较清淡，每天几个小时就忙完了。“我的太太仍然记得我炸牛排给她吃，”刘名中说，“她说最后一次我为她炸牛排是17年前的事了。”

 

　　而现在，他们的办公室设在总部大楼的不同楼层；在公共场合，他们互称“刘总”和“主席”。“眼下，我们两个人都很忙，都是各干各的，”张茵告诉我，“所以，只要我们碰巧坐在同一个航班的话，我都非常高兴。”

 

　　这对新伙伴着手寻找那些乐于把废纸卖给陌生人的废品收购站。洛杉矶百斯特维回收站财务总监戴维·赵（David Cho）告诉笔者，“他们找上门来，没有预约，不期而至。他们是一起来的，开着一辆旧的红色凯迪拉克，但他们给我们的第一印象还是一副蛮有信心的样子，而且真心诚意地和我们交流。” 交易进行得十分顺利。来自南泽西的回收业者莫里斯（老莫里斯）·科隆托尼奥（Maurice Colontonio）说，“他们肯定要费些力气才能进入这个市场。”科隆托尼奥年届六旬，是一位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的男人，他眼窝深陷、下巴突出，看起来很像那位棒球总教练乔·托雷（Joe Torre）。他的泰布纸品回收公司（Tab Paper Recycling）是从新泽西州西柏林一家赌场对面的工厂里起步的。公司现在的服务范围遍及所谓的“环大西洋城”地区。

 

　　一个下午，科隆托尼奥坐在工厂的办公室里讲述了当时的情景：“中国人来到我们的打包工人面前，并问道：‘废纸可以卖给我们吗？’” “但是，你知道这个行当有自己的关系网。我把废纸卖给我认识的人，那个人再卖给他认识的人。现在呢，突然来了这么两个人，我们不认识他们，而他们还要（把废纸）卖到中国去？他们怎么付款呢？如果出了什么问题，我们该找谁呢？”

 

　　从那以后，美国的造纸厂大量地关门停业，但是像科隆托尼奥这样的回收商却挺了过来，其中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美国以外的需求。科隆托尼奥的儿子小莫里斯自己美其名曰“破烂王”的孙子。他在阿斯彭学习滑雪，在切萨皮克玩游艇。（顺便提一句，他最近将其46英尺长的游艇换成了一条50英尺长的游艇，并命名为伊甸园2号。）在附近一家新开张的意大利餐馆用过餐后，科隆托尼奥将自己的通用Yukon混合动力车开进沃尔玛的停车场，然后绕到后面，来到超市的废料场。为了防小偷，废料场已经用栅栏围起来了。“下车吧，”他说，“没人抓我们的，城里的警察我都认识。”

 

　　废纸都被打成了巨石大小的捆，人们管那叫“三明治包”。科隆托尼奥的伙计们收集废纸的时候，通常会用力砸开纸包，为的是捞出里面腐烂的垃圾，专业点的说法叫“有机物”。现场臭气熏天，但科隆托尼奥却挺高兴把我带来参观他的生意前线。一堆堆的三明治包垒成了一道由压扁的纸箱组成的高墙，每个箱子上还标记着迪康老鼠夹、奇巧糖果之类的商标名，层层叠叠，俨然成了当代新泽西的地标建筑。超过一半的纸箱最终会抵达中国。“我们不再是生产国了，我们是消费国。”科隆托尼奥说道。

 

　　张茵刚到美国时，制造业正在加速外迁，而她想从中获利。来自中国的货船抵达加利福尼亚的时候总是载满货物，返航的时候却留下价格昂贵的空仓位。张茵利用了这种贸易不平衡产生的运价折扣，美国中南控股公司也因此飞黄腾达。一位竞争对手回忆道，中南控股公司建立起自己的车队，并用高于市场价20%的价格回收废纸吸引卖家。（一位中南控股的代表则否认公司曾经用过这种手段，张茵本人也说过：“用那么高的溢价买市场上随处可见的货品，有哪家理性的公司会这么做？”）随着垃圾回收商把越来越多的废纸卖给中国，不久以后，用戴维·赵的话来说，中南控股便成了“600磅重的大猩猩”。到2001年底，张茵的公司达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高度，在出口量上，中南控股成为美中航线上一枝独秀的出口商，连杜邦和宝洁这样的全球巨头都不是对手。换言之，在美国，不论是谁，不论是什么商品，也不论是运到世界上什么地方，张茵每年海运的数量都是无法比拟的。

 

　　称王：回国发展

 

　　中国工厂发展十分迅速，张茵在1995年回国后遂决定从废纸贸易向包装业发展。自1879年开始，包装业就一直是异常敏锐的经济晴雨表。当年，曼哈顿印刷商罗伯特·盖尔（Robert Gair）其实是在歪打正着的情况下发现了这个有利可图的行当。他的一名印刷工在纸袋表面印字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将纸整齐地切断了。盖尔是个高大、勤俭的苏格兰人，他的父亲是个管道工。于是，他马上意识到他发现了一种可以批量生产纸板的方法，也就是做成箱子。

 

　　对于玖龙纸业而言，位于珠江三角洲的东莞地理位置绝佳。东莞是座新兴小镇，很快就成为中国资本拓荒者迁移的主战场。生于人口高峰一代的年轻人又面临着农产品价格急剧下降的问题，于是每天都有上千万内陆农村人乘火车来到东莞，下了车就在当地找工作。工厂就像雨后春笋般源源不断地冒出来，渐渐地人们把这称作“东莞模式”。他们成天机械地做衣服、鞋子、玩具，后来还有电脑和电器——所有这些注定要用纸板箱包装起来。

 

　　造纸机器成本在1亿到2亿美元之间，一家大型的造纸厂大概会使用一到两台机器，但张茵利用她在回收贸易领域的优势，轻而易举地吸引到了融资对象，在安装了第一台造纸机之后，接二连三地又装了几台。2008年，东莞工厂总共有13台造纸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造纸厂。工厂依靠自己的燃煤电厂，每天运转20小时。

 

　　规模本身已经成为一种优势。规模经济给张茵带来额外3个百分点的纯利，她的利润因此节节攀升。到2005年底，众望所归之下，她准备将玖龙纸业公开上市。“玖龙纸业就像是一个教科书里出现的公司——那种你只在哈佛商学院的案例分析中看到的公司。”香港麦格理资本证券的基本材料研究部主任安德鲁·戴尔（Andrew Dale）回忆道。“她挑了一个能抓住离岸投资人心理的的名字——玖龙。听起来很有异域情调，非常中国化。她将工厂开在了市场需要的地方，经营方式也是低成本的……一切都很顺利。”

 

　　但私底下，接受银行家审查的同时，张茵却自嘲道，“我自己开公司，20年来从来不受监管。”她告诉《上海证券报》，“现在一上市，各种条款都来了，要求你这样要求你那样。当时各种程序的确很让人烦躁。”

 

　　2006年3月3日，玖龙纸业上市了。截至上市当日，玖龙纸业股价上涨了40%。因为投资者巨大的需求，公司额外发行了数百万股票，共集资5.04亿美元—成为那一年以来香港新股首发发行量最大的股票。那年秋天，张茵名列“胡润百富榜”首位，国内媒体都争先恐后地报道她的事迹，诸如“中国女首富白手起家”、“中国第一位女首富”这样的新闻标题比比皆是。在采访中，张茵陶醉在一片赞美声中，有称她的公司是一个“高瞻远瞩”的“大家庭”，还有夸奖她懂得量力而行。张茵说：“如果只能建三星级的饭店，自己决不会赌气建五星级的。”玖龙纸业上市一年后，公司股票市盈率达到40倍，比普通造纸类股票高出三倍有余。在媒体上，张茵是个名人，她还和体育明星一起被提名为奥运会火炬手候选人，负责在北京最后一程的传递。还是那年秋天，26岁的俄亥俄州研究生杨惠妍，取代张茵成为新一任首富。杨的父亲是个房地产开发商，他把公司所有股份都转给了杨，给她留下了约计175亿美元的财产。但这些并没有掩盖张茵的光芒。同年12月，玖龙纸业宣布了其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张，预计未来两年中在新产能上增加10亿美元的投资。当时张茵已拥有上万名工人，正计划在未来两年内使公司的产值翻一番。在写给股东的信中，她说道：“至2008年6月，我们将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箱板原纸产品生产商。"

 

　　当富豪遇上政治

 

　　中国的大款并不像俄罗斯的寡头那样拥有强大的政治后盾。相反，他们没有权力，也无权反抗。但他们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张茵就在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占据一席之地。

 

　　2008年3月，一年一度的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当时，张茵提交了以下三份提案：第一，税改，减去富人三分之一的税收；第二，降低进口节能环保设备的关税；第三，也是最有争议性的一项提案，免除新劳动法中旨在保护低收入工人的条款（译注：新闻中说是要求劳动密集型企业免受该条款制约）。然而，张茵错估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媒体揪住所谓的张茵“亲富”动机不放，鲜有人客观地报道会议内部存在政治观点的分歧。与会的另一位政协委员石定果曾任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她极力反对张茵的提案。根据新华社的一篇报道，石定果说，“她只代表自己所处的利益集团。她本人是富人，所经营的企业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又是高污染的造纸公司，所以需要进口环保设备。”（对此，张茵反驳说，她的公司已得到当地环境保护局的认可。）

 

　　2008年1月颁布的劳动法规，旨在缓解工人内部愈演愈烈的不安情绪。它要求工厂与工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限制加班时间，支付遣散费。然而，这在张茵看来，又回到了把工作当作“铁饭碗”的时代。她的观点受到了其他企业家的响应，他们提醒说，这条法律将大大增加劳动力成本，而且他们已经被更为严格的污染控制标准和飞涨的租金搞得不堪重负。

 

　　张茵成了众矢之的。其中，评论员石勇在政治网站“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上，发表了《请问张茵：何种利益？谁之国家？》一文，指责张茵加剧了“弱势者与强势者”间的差距。石勇还指出，贫富悬殊将导致“结构断裂”甚至“爆炸”。

 

　　批评浪潮来得出乎意料。“老实说，我没料到会这样。”张茵对笔者说道。她完全没有想到，她的提议会引来这么大的轰动。她原本指望能在北京轻轻松松地过一周，打包的时候还把运动装和运动鞋带上了，但最后根本没机会从行李箱里拿出来。张茵是个糟糕的政治家。尽管中国的政治氛围总要求她屈服于大众舆论，她却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拒绝道歉。“要是我想跟政治家一样，那么就不会直言不讳地提出那些意见了，”她解释说，“作为一名政协委员，我有责任向政府反映各方意见，所以我也可以从自身行业的角度来反映问题。”一位工会官员曾想与张茵来场关于劳动法规的辩论，张茵对他的邀请表示感谢，但拒绝与之辩论。（当时她说：“我真的很忙。”）而更糟的是，张茵还表态说：“一个国家没有贫富之分就不会富强。”这样的说辞让她的公众形象与中国最敏感的政治分歧挂上钩。

 

　　“血汗工厂”起争议

 

　　正当“亲富”言论之争仍在兴盛，2008年4月15日，香港劳工权益团体“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发布了一份名为《香港上市企业内地血汗工厂》的报告，指控玖龙纸业违法用工，包括工伤事故严重、安全设备不足和歧视乙肝病毒携带者（乙肝在中国是一种常见的疾病）。

 

　　这份报告还公布了《玖龙纸业员工手册》，手册勾勒出工厂内的一个怪诞世界。行为准则包括：由于子女、配偶或父母去世请的丧假不准超过两日，男性不准蓄须，女性不准文身。并规定：“尊敬领导。遇见高层领导应停止走动并问好。与领导同行时，应走在高层领导的后面。”此外，工人还可能面临门类繁多的罚款，如向公司大巴窗外吐痰、在食堂插队应罚款300元，打瞌睡、允许外来人员参观工厂、打麻将罚款应500元，组织罢工、“散布对公司有害的谣言”应罚款1000元或解雇。该手册还指出工资是机密，“泄露工资”或“询问他人工资”也会被解雇。

 

　　这份报告发布时，张茵不在国内，当时她正在海外进行3亿美元债券发行的路演。张茵在回国后愤怒地回应道：“我们变得有钱，是因为我们找到了变废为宝的商业模式，而不是严厉对待员工。”（她告诉一位采访她的中国记者，“我离婚后就告诫自己，不能再哭。那是我第一次掉眼泪。”）她认为，这家公司给予员工的奖励远比罚款多。而且她质疑这家劳工权益团体的政治动机，称它“收受了欧洲方面的资金”，并暗示它是冲着奥运会来的。（经调查后，广东省工会批评了玖龙纸业的处罚体制和其他管理措施，但声明玖龙纸业“是家相当不错的企业”。）张茵告诉我，公司已停止对工人罚款。一个相对审慎的管理人员或许会到此为止，但是张茵在椅子上又往前挪了些，并解释称，其实她仍然认为适当的罚款是合法的策略。“如果你不罚款，工人们就会不小心，这样他们就会受伤，然后会来索要更多的补偿，”她强调说。

 

　　“血汗工厂”的指控激化了对张茵的非议之声。《三联生活周刊》中这样说道：“如果张茵识趣的话，如果张茵还有一丁点政治头脑的话，她就会主动请辞全国政协委员一职。”文中还说：“玖龙纸业生产出的每一张纸……都浸透了造纸工人们的鲜血。”

 

　　劳工问题还是爆发了。2007年12月，数百名休班工人发起了罢工，在东莞厂区门前阻塞了交通。他们认为，张茵想要剥夺他们的利益。根据即将施行的新劳动法，他们有权享有这些权利。（张茵对这种说法表示否认。）第二年夏天，曾由劳务公司雇用的下岗工人在工厂前抗议，这事还惊动了当地公安局。据报道，当时有12人被拘留，其他几个人因伤住院。张茵的哥哥张成飞是公司的副总裁，他告诉记者，约200名工人已被解雇并得到了补偿，他们的工作将由机器完成，可提高效率。

 

　　然而，形势变得更为严峻了。华尔街开始质疑，张茵是否有能力保持其公司如此快速的增长。2007年7月，时任花旗集团分析师的奇普·迪伦警告玖龙纸业“已经出现设备闲置现象”。更重要的是，迪伦计算出全球几乎没有足够的旧纸箱来满足张茵的需求了。

 

　　危机四伏的现实

 

　　2008年3月，就在公司股票到达最高纪录（26.25港元）后的六个月，股价在一天之内暴跌了近40%。世界市场一片萧条，那些负债的项目的处境越来越糟。张茵的扩张计划看上去就像纸业中的“云杉鹅”烂飞机一样，玖龙纸业的股价整个夏天都在持续暴跌。到了这年秋天，玖龙纸业的市值还不到其所购设备价值的一半。

 

　　10月，张茵宣布玖龙纸业的净利润下降了6.3%，比预期低了16%。同时，为了控制信贷风险，该公司还将提前偿还1.92亿美元的贷款。至少两年内，它还会推迟几家新工厂的建设。

 

　　公司前景尚不明朗。“要么破产，要么创造有利条件使之存活，” 麦格理分析师安德鲁·戴尔表示。“实际上，它已经失去了控制。”戴尔推测道，一旦债务市场有所缓和，可能会有欧洲公司将其收购；掌控公司70%以上股份的张茵家族，届时也不得不同意这样的提议。

 

　　12月，标准普尔评级公司将玖龙纸业的信用评级降为垃圾债券，并指出其债务增加，利益率减少。就在降级发生不久前，胡润发布了最新一期百富榜单，从中可以看出张茵的资产缩水了74%，仅为26亿美金身价，跌出中国富豪榜的前10名。《福布斯》对张茵资产进行了单独估算，除去其丈夫、弟弟的部分，张茵剩余资产约为26.5亿美元。

 

　　在张茵公布了公司年度业绩的几周后，我和张茵夫妇在他们东莞办公室旁边的经理餐厅会面并共进午餐。两人最近忙于会访银行家及政府官员，刘名中看起来一脸倦容。他说，“我只有在睡着的时候才能休息一会儿。”如今，他们行业中出现的问题已经波及到了地球另一端。中国工厂突然间停止购买废纸，对美国的影响如同堵塞的下水管。有一天，科隆托尼奥在电话中告诉我，“这已然形成了危机”，曾经有价的美国废纸，现在正堆积在仓库里。“情况非常非常的糟糕，”他说。“包括我子女在内，我们所有人都在月初削减了工资。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未雨绸缪，严阵以待。”

 

　　近年来，曾有利可图的贸易关系也在迅速恶化。有一次，一家英国废金属供货商派遣一名交易员来中国收取货款，因在铜、黄铜、锌等货物上存有争议，这场交易最终演变为英方公司控告中方劫持其员工的事件。这家公司名为金箭（Goldarrow），总部位于伦敦。其首席交易员安尼尔·斯里瓦斯塔瓦告诉我：“这些人进来后，将我拖了出去。我当时大喊‘救命！’，但是没有人理睬。他们把我带到了这辆面包车，随后开车离开。我心想，我还只在电影里看到过这些画面。”（被金箭公司指控的这家中国公司拒接承认参与过任何绑架事件。最后，在金箭公司同意提供价值35万美元的货运单据后，该名交易员才得以离开中国。）

 

　　平凡生活的侧面

 

　　午餐前，张茵还会见了另一批银行家。她和丈夫数着感恩节到来的日子，他们计划去美国和孩子们一起过节。“孩子们现在对于中国传统春节已经没有了什么感觉。所以我只能在感恩节回去，”张茵说道。长子住在纽约，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工程学硕士。小儿子在加州的一所寄宿学校，张茵很确定他将来可以读取常青藤盟校。吃饭时，张茵的助手递给她一份复印文件，是一位老师刚为她的儿子写的大学推荐信。她默默地研读了一下，然后递了回去。

 

　　“他的计点平均成绩（G.P.A. ）是4.0到4.3，”张茵在席间说道。随后，带着自豪的骄傲感，她接着说：“他除了接受美国教育外，还需要学习一些中国文化。否则，他会失衡的。”公司的问题并没有对小儿子保密，她说：“我们会谈论股价的跌落。他问到，我们就会一起讨论。他会说：‘嘿，现在油价很便宜！’”

 

　　这周前几天，刘名中从附近一家工厂老板那里听说，他们正准备关闭工厂。这家工厂是世界最大的钢铁运输集装箱制造商之一。就像之前，纸板箱、集装箱也是早期经济牺牲品。在中国，房价、消费者信心、汽车销售通通暴跌，厂主界经常流传着这样的黑色幽默：去做睡衣生意吧，因为过不了多久，大家都会失业，耗在家里了。

 

　　不过，从更广义的层面上来讲，经济放缓同时也加速了中国领导人与经济学者多年来寻求的变化。他们已经认识到，中国过于依赖大规模生产质量低下的初级产品。这种经济增长方式虽然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是导致了工作条件恶劣、环境污染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正如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3月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中国领导人希望通过拉动国内消费并启用新劳工法来终结“血汗工厂”时代。对于东莞的众多工厂来说，改革发展意味着适应还是死亡的生存考验。地方官员更喜欢用“腾笼换鸟”这个诗歌意象来形容：“把这个笼子腾出来，再来接新的养。”

 

　　然而，经济发展放缓也让政治局势变得不稳定：人员削减过快，失业率可能引起政局动荡。“目前，企业并没有出现大规模辞退员工的现象。”东莞市副市长江凌在市政府办公室接受采访时告诉我。不过，那天我走出市政府大楼时，看到四名皮肤黝黑的中年劳动女性喧闹着，穿过修剪整齐的绿篱，朝着市政府大门奔去。警卫人员将她们挡了回去，于是她们就坐在灌木丛中，拒绝离开。将我轰走的年轻保安告诉我，这些女子叫喊着要市政府提供更完善的福利制度。

 

　　迷惘未知的未来

 

　　东莞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呢？张茵的未来又会是什么样呢？这两个问题很难分开来讨论。这座城市是几千座工厂的归属地；这些工厂依赖于落后的商业模式，植根于廉价、不受保护的劳动力和微薄的利润。没有它们，就没有今天的中国。但是我们还不知道，有哪些工厂已经准备好冲破原始自由市场的束缚，走进新时代。“缩小收入差距”也绝不是一个抽象的课题：目前，贫困省份贵州的人均寿命比北京短10年；出生于偏远地区青海高原的孩子，他们的死亡风险率比出生于首都的孩子高7倍。即使是在自由市场下，中国某些最具活力的大城市也感受到了时代的更替。《中国企业家》杂志上最新一篇关于张茵的文章中这样说：“五年前的中国社会，也许可以宽容和崇拜一个在商业上已然取得成功、而在其他方面也许不那么完美、到位的大企业。而现在，变了。”

 

　　我跟张茵和刘名中谈到，前一天下午我在附近的大盛村溜达，他们的很多员工都住在那儿。那里的广场就像是多支敌对军队聚在一起开会议事。根据自己在工厂生产线上位置的不同，每一名员工都穿着不同颜色的衣服：蓝色工作服代表生产工人，橙色工作服代表发电站工人，薄荷绿制服代表废纸处理工人。一名生产工人告诉我，有谣言说一两个月内工厂会倒闭。听到这里，张茵把筷子压低了一会儿。她看上去十分恼怒。“有员工那么说，真的很奇怪，”她说，“现在的状况是，工厂外甚至还有人没有饭吃！而我们没有扣留任何人的工资，没有一个人拿不到工资。”比起谣言本身，她感觉更困扰的问题似乎在于，这意味着福利政策的不成功和工人的不信任。她冷静了一会儿，然后说：“有些人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2009年年初，张茵决定暂停工厂建设，并提前还贷，这或许让公司前景更明朗。美林证券（该公司已被美国银行收购）的马克·常在一封邮件里告诉我，投资失败的风险“现在似乎小了很多”。中国的领导者也为此助了一臂之力：经济发展实在迅速，因此他们决定不要让笼子一次性腾出太多鸟儿。他们暂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恢复出口退税，帮助部分出口商，所有这些举措都是为了防止大规模裁员。2月18日，玖龙纸业公布了六个月的财务概要。摘要显示，与2008年同期相比，公司净利润下降了70.3%。张茵说公司度过了一个“严峻的冬天”，但要感谢政府官员、银行、投资商和其他人士一直的支持。香港工商东亚的分析师施卡雷（Kary Sei）说，玖龙纸业似乎已经是“大而不倒”。

 

　　吃饭的时候，我问张茵现在还希不希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硬纸板制造商。她微笑着回答说：“我觉得，成为世界第一不是我的目标。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这个市场。”她示意了一下四周——她指的是中国市场。我们可以听到半挂卡车从餐厅外开过的声音，这些拖车开在通往工厂的路上，沿途布满深深浅浅的车辙。窗外，公司发电厂红白条纹相间的烟囱高耸入云，远远高过了周遭的一切。

 

　　水果端上来了。张茵拿了一小串龙眼，一颗一颗地剥着皮。也许是因为疲劳，在她吃龙眼的时候，一直以来无坚不摧的乐观主义似乎变得黯然失色。“市场衰退得这么快，人们根本不可能扭转局势。”她这样说。

 

　　她继续说道：“这次是真的不同，大小企业都受到了影响。过去，大风浪只冲走沙子，留下岩石。现在风浪这么大，甚至把一些岩石都给冲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