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成了一些官员懒政不作为的借口，成了一些地方放慢发展的借口。在媒体行业尤其是报业等传统媒体行业，新常态的影响也不鲜见。“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劲头，似乎不招待见了。新常态嘛，经济下行压力如此之大，再加上互联网+，各种新媒体来抢客户抢用户抢资源，媒体经营下滑是必然的，财报难看是必然的。并非我辈无能，大势所趋啊。

 

　　必然的，或许。但是，下行之下，是顺势下滑顺带撒个娇，还是大吼一声逆势而上，结果不一样也是必然的。信心流失，先自放倒，比下行压力更可怕。

 

　　当前报业脱困，第一个关键词就是“信心”。信心并非来自画饼和望梅，而是来自责任和认真。责任感强烈，自然不会轻言放弃；认真做事，自然不会随波逐流。孔子说“执事敬”，朱熹说“如今看圣贤千言万语，大事小事，莫不本于敬。”“敬”为何物？《朱子语类》里讲了很多：“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处”，“敬不是万事休置之谓，只是随事专一，谨畏，不放逸耳”，“敬，只是收拾自家精神，专一在此”，“敬胜百邪”，“人常恭敬，则心常光明”……敬，就是该干啥干啥，该咋干咋干，担起责任，干就干好。其实，“信心”、“执事敬”，是任何组织任何时候都需要的，报业需要，新媒体也需要；困境需要，顺境也需要。

 

　　当前报业脱困，第二个关键词是“改制”。体制决定机制，机制决定效率，效率决定效益。不管是适应新常态也好，还是媒体融合也好，都要求报业比以往更加重视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的改革。近些年，或许是忙于应对新媒体冲击，报业制度改革明显迟缓。体制机制多年陈旧，即便没有新常态，即便没有新媒体冲击，今天的报业也难有好日子过。体制机制改革的核心就是说了多年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如今，很多报刊单位“形式上是改制了，实际是假改，现代企业制度根本没有建立，即使建立了所谓的涵盖董事会、理事会和监事会在内的现代企业制度，也是写在纸面上的，真正运作还是过去行政化和事业化的模式”。（全国宣传干部学院教务处副处长曹伟，《行政管理改革》2015年第4期）内部是行政化、事业化的运作模式，是传统的工业经济甚至是农业经济的思维和套路，而外部是越来越市场化、产业化、互联网化，根本对接不起来。怎么办？理想路径，一是报业集团层面实施股份制改造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理顺产权关系，建立出资人制度，规范建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营层并依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效运行。二是让报业集团内的纸媒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否则，搞媒体融合，向新媒体新领域新业态进军，想吸引战投风投社会资本，你连市场主体都不是，人家没法和你玩儿。三是推进“混改”和骨干员工持股。不少报业集团提出鼓励内部创新创业，要搞持股、期权之类激励机制，可是，连股份制公司都没有，持什么股、期什么权呢？当然，“改制”路径并非一途，但权责利匹配是共同的原则。

 

　　当前报业脱困，第三个关键词是“人才”。媒体竞争与融合常态化，过去跑马圈地抢市场，现在千方百计抢人才。媒体是内容产业、创意产业，人才在媒体发展中的重要性也更加凸显。人才工作，有三个重点不可忽视：一是稳住人心。报业转轨期、媒体融合加速期，人心思变，人心不稳。强化信心，稳住人心，才有人可用。二是区分普通劳动者与人才，抓住关键的少数。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名誉院长刘吉说，高于普通劳动者的才算人才。区分普通劳动者与人才，才有尊重人才的命题，才可能真正尊重人才。我们常常听到一种理论：人皆有才，劳动者都是人才，都可以创新。这种理论虽然可以讨多数人的欢喜，但它是农业社会小生产意识，是平均主义的反映，实际上是对优秀的创新人才最大的不公平！（《文汇报》2015-05-07）报业转变转型、媒体融合发展，需要人人努力，但更取决于具有突出的文化创意能力、产业扩展能力和产业整合能力的人才，他们才是核心竞争力、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三是以改制激活人才、吸纳人才、留住人才。与新兴媒体公司相比，与报业转变转型的需要相比，体制机制僵化是报业的一大软肋。要通过改制，形成以关键人才为中心、以业务产品化产业化为主线的组织架构和运行体系；在资源配置、人才选拔、收入分配等方面，形成有利于人才创业创新的思维逻辑和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