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雄市长在上海市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了取消GDP增长目标。这在“GDP”论英雄的今天,无疑是一创举。
东方网刊登上海电力学院社会科学部副教授速继明文章表示,没有了GDP,很多人一定会问:以什么标尺来衡量经济发展变化?以什么来衡量经济规模?以什么来衡量经济结构?……又以什么来衡量官员主政一方的政绩大小?显然,GDP承担了不仅仅是核算和考量经济发展状况的功能,还负载了太多的额外的东西,恰恰是这些“额外”的东西,让GDP考核难承其重,最终退出考核舞台。
一是,GDP的“神话”化。在SNA中,GDP仅作为社会再生产活动的初始流量,它反映某地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规模与活跃程度,代表的是某地在一定期间所创造的经济总量有多大。一般的,我们用GDP来反映国民经济发展变化情况;用以作为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用以检验经济政策科学性和有效性;用以作为对外交往的重要指标。在一定时间段内,GDP 考核标准的采纳,与经济体制的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密切相关,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经济的合理性。一度成为重要的考量指标。但一切事物,强调过了头,就走向了反面,“从理论上说,GDP指标有自身缺陷,不能完全反映经济活动的总量,不能准确反映经济活动的质量和效益,不能准确反映经济结构,不能准确反映社会分配和民生改善,不能准确反映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参见杜海涛、成慧:《全面认识GDP》)。这一切,人们往往视而不见,GDP 在中国被神话了。
二是,GDP的“扭曲”。“GDP不是万能的,但没有GDP是万万不能的”。尤其是GDP的绩效考核观下,一切为了GDP,一切服务于GDP。谁阻拦了我的GDP的增长,我就和谁急。于是,为了一个个数字,社会发展的意义消失了,作为社会发展的推动者——人在GDP的光环下,隐去了。人们忘却了经济发展的原初意义。我们要看到,GDP不是万能的,即使人们几次修订考核办法,GDP仍然不能全面反映社会进步。例如,GDP作为生产指标,不是收入分配指标,不能反映一个国家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合理;GDP不能反映社会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障、医疗保障、住房保障的改善情况,也不能反映资源环境的变化。为了GDP,甚至可以不计资源消耗,不计环境损失代价,不计代际之间的公平……
三是,GDP的退唱—执政观的三重还原。在政绩考核中,GDP只是一项指标、一个尺度而已。应该说,上海市是比较早提出GDP考量的身份。1981年,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陈敏之向中国社科院申请了《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的课题,课题提出要以GDP来综合考核上海。以前中央一直以工业总产值、财政收入来考核上海的,提出要以GDP来考核上海,就是要把金融、贸易、航运等服务业纳入综合考核的内容,不仅仅是考核工业、财政。四年之后,国务院批准建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采用GDP对国民经济进行核算,中国开始了建立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理论基储指导思想和核算模式等的研究。1986年国家七五重点科研项目“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最早完成和公布了中国自主研究的GDP指标。从此,GDP走入了考核体系,走进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也走入了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文章认为,上海明确放弃GDP增长目标,是有大魄力、大勇气的。这一举措事实上实现了执政观的三重还原。
一是,从增长到发展。增长与发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增长关注的是数量的变化,发展是质量上的变化;增长只是手段,发展才是目的。上海放弃GDP增长目标,就是转而关注发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讲话中多次提到“不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而是强调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立足点”。2014年1月24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举行记者招待会,杨雄市长就自贸区建设等多个热门话题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时也表示:“我们不是太关心GDP,更关注自贸试验区的建设对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影响,包括服务功能的提升、功能性机构的集聚,以及一些改革措施对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时间:2015-01-28 来源:中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