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　数字时代

　　刻在商务印书馆门口的巨石上的“中国现代出版从这里开始”，最恰当地描写了它在中国出版业的地位和资质。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的商务印书馆是中国最早的商业出版机构，诞生于1897年。创馆已有117年的商务印书馆几乎是中国现代出版史的缩影。它创造了太多第一——第一家商业出版社，第一个使用纸型技术印刷，从1902年就开始介绍西方学术著作。

　　我们所熟知的《新华字典》也出自商务印书馆，截至2013年它已经卖了5亿册。如果粗略算一下它的耗纸量，大约相当于12.5万吨。

　　在商务印书馆诞生100年后的1997年，亚马逊在纽约上市。这家什么都卖的公司若干愿景中的一个，就是把纸从人类文明中所承担的功能解脱出来。它推出了最受欢迎的电子书阅读器Kindle，而Kindle电子书的销量占美国整个纸质和电子图书市场的19.5%。

　　面对变化剧烈的图书市场、电子书的挑战，商务印书馆希望再一次成为“现代出版”的发源地。

　　商务印书馆数字出版中心主任孙述学随身携带六个移动设备——三个不同操作系统的手机，三台规格各异的平板电脑。他时常在iPhone上测试商务推出的“外国人学中文”应用，也不时对比一下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Android手机和平板上的显示效果。在每台数码设备上，他都装了大大小小十几个书籍阅读应用。

　　从加入商务印书馆，孙述学就已经开始参与数字出版业务。他表示，“工具书我们做了很多数据库。从2002年我就开始做语料库，做了十多年。”在有计算机语料库之前，一本辞书需要由编写者自己判断收录哪些词条，甚至是采用原始的纸质卡片一张一张编写。数字语料库的出现首先改变了辞书编辑的流程。

　　2009年，孙述学成为新成立的商务印书馆数字出版中心主任。

　　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管理数字出版的李平告诉《好奇心日报》，“商务印书馆成立数字出版中心是在08年底。从成立出版中心这一天开始，我们就决定把数字出版纳入整个商务印书馆的战略。明确把数字出版战略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提出来是在2010年。”

　　2014年11月4日也许是商务印书馆和孙述学个人近年来最重要的一天。商务印书馆与亚马逊正式签约进行纸电同步战略合作，今后将开始同步售卖纸书和电子书。纸电同步之外，639本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已经完成电子化，开始陆续上架。

　　除了每个人都用过的新华字典，彩色封底、白色封面的汉译也许是商务印书馆面向普通消费者最有名的丛书，《菊与刀》和《君主论》等著作、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哲学文集都最先由它引进中国。商务印书馆从1950年代开始翻译学术著作，这套丛书1981年出版了第一辑精选，其中包括《乌托邦》、《形而上学》等。这套丛书涵盖政治法律、经济、哲学、历史、地理以及语言六个类别。对更多读书人来说，这也是他们在改革开放前能买到的唯一一套系统的社科类丛书。

　　与汉译名著同龄、同样出生于1981年的马益新是这个项目的技术负责人。整个丛书639本的电子化耗费了数字出版中心一整年时间。

　　在10月23日亚马逊举办的Kindle电子书技术交流峰会上，马益新向出版界的同行介绍了自己的技术经验。这次他用两个小时和48页幻灯片向《好奇心日报》介绍了商务印书馆的电子书制作。

　　数字出版带给出版社的技术挑战是全新的。与纸书的排版、印刷不同，电子书需要适应不同尺寸的阅读屏幕自动排版。比起纸书，制作电子书的过程更像网页设计。尽管看上去只是简单地把文字从纸质搬到屏幕上，中间的过程比普通读者想像的复杂太多。

　　为了应对六百多本专业书籍，马益新和他的团队建立了自己的技术样式标准CPDocBook，用于处理章节标题、正文、注释等84种不同的文字样式。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自己开发的软件能从方正排版文件直接转换成电子书最终制作所需的数据文件XML。方正系统是国内应用规模最大的排版软件，受限于其系统封闭性，需要花两到三倍的时间来完成制作转码。目前在国内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出版社可能不过两家。

　　他们解决的其它问题也是一般畅销书电子化时不曾遇到的。《爱因斯坦文集》全书共有近5000个数学公式。马益新有两个选择：一张一张地截图最后以图的形式呈现公式，还是让读者最终能在屏幕上搜索、复制公式内容？两个选择都要耗费大量人工。马益新选择了效果更好的第二种，用MathML编程语言一个一个输入公式。目前这是数学公式在电子书制作中最好的解决方案，但它需要制作人员拥有编程基础，也很耗时。

　　汉译系列丛书除了公式多，还有希腊文、拉丁文等小语种文字。在需要补充特殊字符时，他们设计了从标示到添加字符完整的流程，来保证字符的准确呈现。

　　马益新告诉《好奇心日报》，“像我做《爱因斯坦文集》，同事也在跟我开玩笑说，做这个书那么费劲做它干什么？但这书对有的人可能是一生的启迪。做这个是有价值的。”

　　从技术上来说，商务印书馆比国内大多数出版社走得都要远。难得的是他们对于电子书质量的追求。数学公式这样的难题本来可以通过不那么精确的截图呈现，但马益新愿意花费更多时间，一劳永逸地解决以后在更多屏幕上呈现的问题——看上去效果也更好。

　　商务印书馆的电子书制作流程精耕细作，几乎是不计人力物力成本。孙述学表示，做这套丛书成本不是首要考量，社会影响力才是。支撑精细制作的是一个规模不小的团队。大多数出版社选择平行设立电子书部门，只负责把出版的纸书转换为电子版。数字出版中心主任孙述学带领的数字出版中心则几乎是一个单独的小型出版社，负责从选题、制作到营销的一切环节。除了七位数字编辑，另有三十多人分属于二级企业商易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四十多人的规模在国内出版行业数字部门来说非常罕见。在数字出版上更有名气的中信出版社只有二十多人。这是由商务印书馆数字出版中心的职责决定的——除了电子书出版，它的主要业务是制作工具书数据库。

　　不为外人所知的是，工具书才是商务印书馆真正数字化进程的开始。用孙述学的话来说，“我们做了很多技术准备，不是一夜间心血来潮就纸电同步了。”在消费者看到Kindle商店一夜之间上架的电子书之前，商务印书馆的技术转型已经静悄悄地经过了12年。

　　这是于殿利接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那年做出的改变。2009年数字出版中心直接从汉语出版、音像和信息中心抽调了有相关经验的编辑，组成了七人的数字编辑团队。负责技术的马益新就是出于对此的兴趣才加入了新部门。

　　一开始商务印书馆的数字化几乎完全集中于工具书门类，成果也很明显——如今一百多种工具书已经全部结构化并整理成数据库。李平表示，“最开始我们的战略是基本只做（工具书这些）B2B的数据库产品，但是数字发展的趋势变化非常快，大概过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就对战略做了一些调整，再不改就跟不上时代了。”

　　在商务印书馆规划数字化转型的具体目标时，亚马逊负责Kindle的团队来到中国市场。Kindle部门数字内容总监姜峰从1990年起就在出版行业工作，2010年12月正式加入亚马逊开始筹备进入中国的相关工作。他与团队的其它成员首先为国内出版社举办了“101课程”，宣讲两百多场来传播电子书的观念。

　　商务印书馆和亚马逊的第一次合作在这之后不久开始。姜峰告诉《好奇心日报》，“2010年11月9日的亚洲数字出版论坛上，我第一次看见了商务印书馆的身影，当时他们主要是在语料库和数据库领域。接触的契机是我们在为亚马逊找一本中文词典。特别幸运的是他们为《现代汉语词典》做了很好的数据库。我们后来把《现汉》做成了Kindle的内置中文词典——但凡没有这个（数据库）的基础，我们从头去做那本书不堪想象。”

　　商务印书馆之后顺利成章地开始和亚马逊在电子书出版上合作，而上任不久的总经理于殿利也提出了“出版流程再造”的观念。

　　姜峰回忆道，“我们在国内推Kindle和电子书概念的时候，去说数字化应该怎么做、电子书怎么卖，一直比较困难。在2011年5月3日，那时候我们已经跟商务在谈（合作），商务的于殿利总经理在全国版权研讨会讲数字出版的时候提到两个概念，一下让我们豁然开朗。”

　　于殿利的数字出版观念后来在他的不同采访和文章中被反复提及。他认为“数字出版”只是生产流程的自然改变——到数字时代，所有生产都应该换成数字方式来做。

　　在不久前接受《中国新闻出版报》的采访时，他详细描述了这个观点：

　　“在此前中国出版业的数字化进程中，要么把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割裂开来，使数字出版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传统出版的对立面，要么在传统的出版社使内部数字出版成为纸质图书的附庸。目前整个图书出版市场还停留在“纸书电子化”阶段。书一开始并不是为电子出版准备的——出版社发行一本纸书后，觉得这本书也适合在电子平台上推出，才会着手将纸书转成电子版。

　　没有适应于数字产品开发的生产流程和生产方式，全媒体出版就会停留在以纸质产品为主，附带生产数字产品的无奈状态。众所周知，数字产品往往需要结构化的数据，但传统纸质图书的排版方式和出版流程所提供的数据，是不能结构化的数据。因而如果只有纸质产品的生产流程，我们的数字产品就会有很多羁绊，就会陷入不停地生产—转换、再生产—再转换，不停地加工或处理“历史数据”的泥潭。因此，纸电同步出版在生产环节或领域，意味着生产流程的再造和生产方式的变革。”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数字化过程印证了这个观点。在制作639本书的过程中，数字出版中心几乎是重新整理了这套丛书的所有历史文件档案，从头制定了制作电子书的技术标准和规范流程。

　　在商务印书馆接下来的纸电同步计划中，新的企业资源管理系统将能简化这些繁琐的环节。就像激光照排取代了铅印，也许数字化只是一种新的制造方式。

　　商务印书馆希望在数字出版时代，仍能成为“现代出版发源地”。

　　然而在数字出版上，商务印书馆只是完成了“内容生产”的第一步。新的“现代出版”还需要建立起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和最终的产品盈利。

　　商务印书馆在营销和收益方面的投入还太少。电子书销售依赖于线上宣传，而商务目前的两三位数字销售人员目前基本上只负责和各个销售渠道合作。你几乎看不到商务印书馆为电子书作了任何宣传。很多人完全不了解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系列已经在Kindle书店上架了。

　　也因此，你在Kindle电子书的销量排行榜上难以找到汉译丛书的踪影。

　　缺乏最基础的营销推广，也就更谈不上电子书的定价策略、手机应用推广、对于读者群的调查以及分析销售数据等手段。这些几乎是现代数字内容推广的常识。

　　从更广的层面上来看，商务印书馆的问题是整个出版行业的问题。现在的出版业还没有清晰的电子书运营逻辑。每家出版社都在积极拥抱“数字化”，但在商务印书馆、中信等出版社每年源源不断投入的背后，还没有人能清楚地估算出电子书市场的规模，或者什么时候他们才能赚到钱。

　　受这些原因限制，数字出版离最终的完整生态圈还有不小的距离。目前亚马逊以每个月1200本的速度在帮出版社负担转码制作工程，不过遇到大规模任务时很难一下子满足生产需求。像商务印书馆这样的出版社开始组建技术部门自行制作，但这个生态圈的完善还需要等待第三方制作公司大规模兴起、成熟。那时数字出版才能成为一个更自然、更低成本的生产方式。

　　在Kindle中国商店上线两周年之际，亚马逊并不避讳讨论这些问题，但仍然对未来非常乐观。对他们来说，电子书最困难的时候可能已经过去了。姜峰面对的不再是2010年对数字出版非常热情、但毫无头绪的出版社人员。Kindle新阅读器Voyage于12月10日在中国发布前就预订一空，这时亚马逊商店里的图书已经达到17万本。两年前，他们只有2.4万本。

　　作为亚马逊Kindle团队最早的成员之一，数字内容高级经理孙自巍参与了第一批对出版社的技术培训。他认为“还有两到三年，（电子书）应该会有一个比较快的增长。至少每个出版社会有一个独立的数字部门，能跟纸书一同、把数字出版放在前面。”

　　在11月4日与商务印书馆纸电同步战略的签约仪式上，亚马逊全球负责Kindle的高级副总裁罗素·高拜访了商务印书馆，并给出了他的经验。在美国，亚马逊电子书超过纸书销售额用了4年，在英国则是2年半。如果5年计算，中国电子书的转折点还有3年时间。

　　另一边，商务副总编辑李平告诉记者，“电子书的盈利和纸书、工具书比起来还差得很远，我们对它的利润没有做过多的期望。”

　　与商务印书馆的一亿元利润相比，每年销售额不到一百万元的电子书和规模在千万级别的数据库实在太小了。为了保持它的营收和利润，商务印书馆注定还要尽力发展它的传统工具书和学术著作业务。每年它的一百多位编辑推出近千种图书，七位数字编辑和电子书计划与此相比并不起眼。

　　商务印书馆门口的巨石上刻的另外几个字是“昌明教育，开启民智”，清末大家张元济提出的立馆宗旨。商务印书馆的诞生正逢维新之风兴起，它从一开始就承载了发展中国出版事业的职责。这种社会职责往往意味着不计成本，第一家商业出版社、第一个做纸型印刷、第一台中文打字机背后是举国之力的投入。

　　这一次商务印书馆有充足的资本来发展电子书，也得益于政府采购支持。根据中国出版集团的报道，2013年《新华字典》被列为政府采购项目，全国农村地区的九年义务教育学生将免费领取。这为商务印书馆带来了1亿册《新华字典》、20亿元的销售额。

　　20亿元为它的电子化进程赢得了一点时间。

　　2007年出版的《勇往向前：商务印书馆百年经营史》卷首有这样一句话，“不论遇到任何挫折，在何时何地，商务印书馆始终坚持理念，向读者们提供开卷有益的书，在百年剧变的时代里，跨越了三个世纪。”

　　每天上午十点半，商务的很多员工会走到王府井36号的小礼堂里，一起打太极拳。孙述学说这是商务印书馆的企业文化。在这个小礼堂和二十四式太极拳的音乐里，117年的时光似乎根本没有过去。

　　商务印书馆的十二年数字化转型杂糅着117年的历史、技术变革、国有背景、可以躺着赚钱的新华字典、数字潮流的焦虑感、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使命和愿景、舒缓的太极拳、亚马逊后面的推动。

　　它希望在第三个百年找到自己的位置。

[时间：2014-12-22  作者：夏雨青   来源：《好奇心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