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发表社论表示，税收法定乃现代治理之基本原则。有地方“自行制定”“私相授受”，种种“大尺度”的税收优惠政策，真不少见。比如，邻县政策“三免两减半”，我就来个“三免三减半”；企业在邻近港口城市拿地贵，那我不妨来个半价转让。就这样，该收的税收不上来，优惠悄然变了味。 

 

　　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么做，有其必然性，而这些做法到现在仍然在一些地方盛行，就与跑偏了的政绩观有关了。为官一任，经济指标是重中之重，特别是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不靠招商引资，靠什么上台阶、出数字？然而，若是交通不便利，区位上没优势，发展环境的“软件”“硬件”都跟不上，竞争力又从何而来？于是催生了无底线的减免，甚至演化成相互攀比的竞争“利器”。 

 

　　文章称，“土政策”人为弄出来的洼地，形成的并不是真实的投资吸引力，不过是饮鸩止渴罢了。一些地方政府自己“做主”的优惠政策，实际就等于“把大量原本应用于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给了企业”。拿公共财政的缺口，去换得资本的助威，绝非政府的责任，更不是治理者的担当。更何况，有的地方一手乱减免，一手乱发债，弄得负债累累，系统性风险不断地放大，何其怪哉！ 

 

　　文章指出，此次，国务院发文规范税收优惠，不仅仅是依法治税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政府职能错位的问题，而且事关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为吸引投资者，采取必要的优惠政策，是各国通例。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通例”需要在法治的轨道上行进。比如，营业税改增值税，增多少、减多少，国家法律有统一规定，如果各地再“自行增减”，势必诱发恶性的竞争，有违市场公平原则。而在加入WTO的开放时代中，也容易导致反倾销之类的国际纠纷。 

 

　　发展到了今天，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发展经济方式也要转型，依靠税收优惠等“土政策”，属于简单粗暴的招商引资。而一个地方经济的活力以及对外来投资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法治环境、行政效率、市场公平等软环境。事实上，国内外的一些“投资圣地”，哪怕没有过度优惠的条件，也会受到资本与创业者的青睐。其背后的原因，不得不深思。 

 

　　文章指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如何塑造法律秩序之下公平、自由的市场环境。地方政府只要致力于此，收获的才是真正健康的高质量的经济增长。 

 

　　“清理有违公平的法律法规条款”“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是四中全会的明确要求。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也是对地方治理者的全新考验。这需要各地扭转发展观念，和税收优惠等“土政策”告别，停止使用刺激地方经济发展的“激素”、“兴奋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