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如何推动中国经济重回快车道

市场经济国内经济

  2014年6月11日,吴敬琏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认为投资性刺激政策的效果在衰退,全面刺激政策不是好政策。只有改革才能提高效率,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困难,防止危机发生。

  要看这番议论是对是错,还要从1988年的一场理论争论,以及由此而来的中国经济四次紧缩说起。

  一、价格改革与所有制改革的本质性冲突

  1988年,中国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价格双轨制”。即:企业原有的计划内产品按计划价格,新增产的计划外产品可以按市场供求灵活定价。由此而来,“寻租空间”急剧增加,导致日趋猖獗的“官倒现象”。为了加速价格并轨,1988年制定出价格闯关的改革方案,结果出现了抢购风潮与通货膨胀,并引发了“吴市场”与“厉股份”之间的理论与政策之争。

  我当时在北京社科院经济所当副所长,并就此给《理论信息报》写了一篇文章,概括这场理论争论的三大本质:

  第一,在改革前提条件上,“吴市场”关注市场环境建设——价格改革,“厉股份”重视市场基础再造——所有制改革。

  在吴敬琏看来,价格信号是市场竞争的前提,也是传统国有企业展开市场竞争的基础。因此,价格改革与市场环境再造是重中之重。

  在厉以宁看来,双轨价格也有价格,也在刺激企业市场竞争。改革的最大障碍,在于旧体制下的企业承包制不能造就完整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分割封闭了有限的生产要素,使其无法按市场供求变化自由流动。因此,传统企业的股份制再造和所有制改革,才是市场环境建设的前提条件。

  第二,在改革的手段方法上,“吴市场”主张用政府手段紧缩经济和抑制需求达到供需平衡,扫除价格改革的最大隐患——通货膨胀;而“厉股份”认为,通过股份制改造市场主体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达到短缺资源的有效配置,才是供求平衡的解决之道。

  吴敬琏认为,若要避免价格放开后的轮番涨价与通货膨胀,政府必须强力调控,紧缩、紧缩、再紧缩,把过热的投资与需求拉下来,形成较为均衡的经济(市场)环境,然后再放开价格,实现价格并轨。而厉以宁与之相反,认为在短缺经济条件下,更需要靠发展来解决供给不足。厉以宁认为股份制改革才是从根本上改造经济环境的关键,靠市场化配置资源的产权制度,使资源要素在各产业和各企业间自由流动,以利于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增加有效供给,最终达到相对的供求平衡。

  第三,在改革的最终目标上,“吴市场”主张靠经济紧缩淘汰无效企业从而“水落石出”,“厉股份”则主张靠经济高速发展引导资源合理流动与高效配置推进“水涨船高”。

  吴敬琏的价格改革认为紧缩经济和淘汰劣势企业不可避免。因为,只有经济冷却的市场环境,才能使企业在正确的价格信号下平等竞争并“水落石出”。

  厉以宁的所有制改革以经济高速发展为前提,认为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资金资源的高效流动,不可能在经济衰退中实现。因此,牺牲发展速度换来的价格改革,与短缺时代的发展目标相悖。

  这场争论的本质意义一直被人们局限于微观性技术层面,多数人没有注意到它对日后30年宏观经济政策层产生的巨大影响。

  从1988年至今,心理型的虚假通货膨胀与宏观经济政策如影随形,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过影响。

  二、通胀恐惧与紧缩政策影响中国经济15年

  1988年的通货膨胀是在短缺经济条件下,因价格改革的心理因素推波助澜,把计划经济票证管控的隐性通货膨胀扭曲显性化而爆发的。本来不必大惊小怪,而且应该加大投资力度增加供给来加以解决。但当时采取的对策是治理整顿与清理公司,中国经济增速掉到谷底,企业在三角债的缠绕中痛不欲生。一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这一局面才得到改善。

  1993年开始的通货膨胀有局部地区(海南等)与局部产业(房地产等)的特性,我们再次把它当作全局性过热,全面收紧银根,不仅摧毁了刚刚兴起的房地产业,而且把城市竞争性国有工业逼入死路,最后不仅使中国GDP再次掉入井底,还把国有银行全部逼入技术性破产的境地,由国家补贴了3万多亿人民币才度过了危机。这次经济衰退,真的达到了“水落石出”的目的,竞争性城市国有企业全线覆亡,几乎败光了40年的国企家底。幸亏有加入WTO的历史机遇,中国民营制造业走入世界,才结束了长达4年以上的衰退。

  2005年以后的通胀,明明是能源与矿产资源全球涨价的结果,又被人们当成过度投资来胡乱投医,收紧银根、回笼货币加严管投资,中国经济第三次掉入黑洞,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和加剧了这场4年之久的困惑,如果没有4万亿的救市投入,中国经济会一蹶不振。

  2009年金融海啸后,中国政府推动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并收到了立竿见影的经济效果。但是,刺激政策刚刚收效,马上又是一轮通货膨胀担忧和房价上涨恐惧,进入2010年底,宏观调控卷土重来,中国经济再次掉入全面下滑的低谷。时至今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一路下行,房地产价格开始下跌,资金的流动性不足愈演愈烈,工业投资进入50年低谷,地方政府的负债投资因经济衰退而凸显出来……

  三、传统自由市场与现代市场经济的根本性差异
在吴敬琏看来,刺激政策弊大于利,继续提高杠杆率的比例,会对中长期造成更大的危险。他给出的6点对策全是传统自由市场化的建议,既无新意,亦无实义。如:停止没有回报的无效投资;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或有负债;对资不抵债企业实施破产重组;盘活“晒太阳”的开发区等资产存量;辅之以灵活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而避免系统性风险。

  与此对应,我们提出的对策是:超越4万亿刺激的局限与偏差,用现代市场经济的方式在五个方面进行20万亿的刺激性投资引领,推动中国经济重回高速发展的快车道。(见上周前文《3.0版刺激政策建言中国必须进行五大领域全面投资》)

  众所周知,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没落于1929年的全球经济大萧条,80年来先后产生了三大理论流派,当今中国的发展不能回到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而必须站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肩膀上,从三个方面入手创立与创新中国特色的“习近平经济学”,据此制定未来十年的重大国策。

  1、创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用市场化的方式实施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

  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流行于1929年大萧条之后的罗斯福新政,美国政府用财政支出促就业和发福利,靠看似无效的投资拉动了全社会有效的基本需求,拯救了崩溃的美国经济。

  二战以后,凯恩斯主义成为主流经济学派,1950年代的美国马歇尔计划与1960年代的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都是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结晶。

  运用4万亿国家外汇储备在全球投资,就是用凯恩斯主义实施中国的马歇尔计划。但是,我们主张借鉴新加坡的主权基金投资方式,吸引全球基金管理精英,用民营官助的创新模式运筹全球化投资,把经济刺激与经济效率结合起来,从而创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用市场化的方式实施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

  2、提升供给学派理论,用战略性的思维制定政府的经济倾斜政策。

  到了19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与美元全面贬值,发达国家纷纷陷入“滞涨状态”,供给学派登堂入室。

  传统供给学派反凯恩斯主义,主张市场经济自动调节生产要素的供给,政府要用减税与保护投资来完善市场环境,而不能靠政府的人为干预。美国的里根总统信奉供给学派,他推行自由化的“里根经济学”,其执政业绩举世瞩目。

  日本1970年代后推行产业倾斜政策,靠产业升级的供给变化来提高全球竞争,拉动国内外的市场新需求。这是比“里根经济学”更激进的供给学派,由此给日本带来了产业升级的巨大繁荣。

  农田水利建设的水权运营投资、贴息贷款的产业集聚转移投资与股市托市的产业升级投资,就是用供给学派理论实施中国的结构调整计划。但是,我们主张借鉴日本的产业政策实施经验,并同样运用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把过剩产能释放与产业升级换代结合起来,从而提升供给学派理论,用战略性的思维制定政府的经济倾斜政策。

  3、发展货币主义理论,用全球化的视野提升政府的金融治理能力。

  货币主义也是凯恩斯理论的反对派,认为政府不仅无力把握总量投资,更无力把控倾斜投资,而货币发行量的收放可以调节经济周期和波动,政府只能掌握一种调控方法,就是货币发行量,衰退期降低利率,过热期紧缩银根,其他的一切经济活动都该回归市场。

  2008年之前,各国都是以本国经济的货币需求量为准,货币主义在正常思维的范围内运用。但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开始疯狂运作,日本紧跟其后增发货币,推行“安倍经济学”,其实质是靠增发货币来刺激本国经济发展,同时对全球发动了货币贬值的金融战争。从美日的运作效果看,两国的经济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增加而不是减少国家外汇储备、降低而不是提高银行准备金率,交叉使用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绿票子和36万亿人民币外汇占款红票子,就是用货币主义参与全球的货币战争。但是,我们主张借鉴美日的量化宽松方式,把高效运筹4万亿美元投资与适度通胀的低利率运筹结合起来,从而发展货币主义理论,用全球化的视野提升政府的金融治理能力。

  综上所述,我们的20万亿强刺激政策,则是反对回到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力主站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肩膀上,从三个方面入手创立与创新中国特色的“习近平经济学”,据此制定未来十年的重大国策。

[时间:2014-07-04  作者:李肃(和君创业咨询总裁)  来源:华夏时报]

黄品青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