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国内经济

　　2014年6月11日，吴敬琏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认为投资性刺激政策的效果在衰退，全面刺激政策不是好政策。只有改革才能提高效率，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困难，防止危机发生。

　　要看这番议论是对是错，还要从1988年的一场理论争论，以及由此而来的中国经济四次紧缩说起。

　　一、价格改革与所有制改革的本质性冲突

　　1988年，中国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价格双轨制”。即：企业原有的计划内产品按计划价格，新增产的计划外产品可以按市场供求灵活定价。由此而来，“寻租空间”急剧增加，导致日趋猖獗的“官倒现象”。为了加速价格并轨，1988年制定出价格闯关的改革方案，结果出现了抢购风潮与通货膨胀，并引发了“吴市场”与“厉股份”之间的理论与政策之争。

　　我当时在北京社科院经济所当副所长，并就此给《理论信息报》写了一篇文章，概括这场理论争论的三大本质：

　　第一，在改革前提条件上，“吴市场”关注市场环境建设——价格改革，“厉股份”重视市场基础再造——所有制改革。

　　在吴敬琏看来，价格信号是市场竞争的前提，也是传统国有企业展开市场竞争的基础。因此，价格改革与市场环境再造是重中之重。

　　在厉以宁看来，双轨价格也有价格，也在刺激企业市场竞争。改革的最大障碍，在于旧体制下的企业承包制不能造就完整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分割封闭了有限的生产要素，使其无法按市场供求变化自由流动。因此，传统企业的股份制再造和所有制改革，才是市场环境建设的前提条件。

　　第二，在改革的手段方法上，“吴市场”主张用政府手段紧缩经济和抑制需求达到供需平衡，扫除价格改革的最大隐患——通货膨胀；而“厉股份”认为，通过股份制改造市场主体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达到短缺资源的有效配置，才是供求平衡的解决之道。

　　吴敬琏认为，若要避免价格放开后的轮番涨价与通货膨胀，政府必须强力调控，紧缩、紧缩、再紧缩，把过热的投资与需求拉下来，形成较为均衡的经济（市场）环境，然后再放开价格，实现价格并轨。而厉以宁与之相反，认为在短缺经济条件下，更需要靠发展来解决供给不足。厉以宁认为股份制改革才是从根本上改造经济环境的关键，靠市场化配置资源的产权制度，使资源要素在各产业和各企业间自由流动，以利于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增加有效供给，最终达到相对的供求平衡。

　　第三，在改革的最终目标上，“吴市场”主张靠经济紧缩淘汰无效企业从而“水落石出”，“厉股份”则主张靠经济高速发展引导资源合理流动与高效配置推进“水涨船高”。

　　吴敬琏的价格改革认为紧缩经济和淘汰劣势企业不可避免。因为，只有经济冷却的市场环境，才能使企业在正确的价格信号下平等竞争并“水落石出”。

　　厉以宁的所有制改革以经济高速发展为前提，认为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资金资源的高效流动，不可能在经济衰退中实现。因此，牺牲发展速度换来的价格改革，与短缺时代的发展目标相悖。

　　这场争论的本质意义一直被人们局限于微观性技术层面，多数人没有注意到它对日后30年宏观经济政策层产生的巨大影响。

　　从1988年至今，心理型的虚假通货膨胀与宏观经济政策如影随形，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过影响。

　　二、通胀恐惧与紧缩政策影响中国经济15年

　　1988年的通货膨胀是在短缺经济条件下，因价格改革的心理因素推波助澜，把计划经济票证管控的隐性通货膨胀扭曲显性化而爆发的。本来不必大惊小怪，而且应该加大投资力度增加供给来加以解决。但当时采取的对策是治理整顿与清理公司，中国经济增速掉到谷底，企业在三角债的缠绕中痛不欲生。一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这一局面才得到改善。

　　1993年开始的通货膨胀有局部地区（海南等）与局部产业（房地产等）的特性，我们再次把它当作全局性过热，全面收紧银根，不仅摧毁了刚刚兴起的房地产业，而且把城市竞争性国有工业逼入死路，最后不仅使中国GDP再次掉入井底，还把国有银行全部逼入技术性破产的境地，由国家补贴了3万多亿人民币才度过了危机。这次经济衰退，真的达到了“水落石出”的目的，竞争性城市国有企业全线覆亡，几乎败光了40年的国企家底。幸亏有加入WTO的历史机遇，中国民营制造业走入世界，才结束了长达4年以上的衰退。

　　2005年以后的通胀，明明是能源与矿产资源全球涨价的结果，又被人们当成过度投资来胡乱投医，收紧银根、回笼货币加严管投资，中国经济第三次掉入黑洞，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和加剧了这场4年之久的困惑，如果没有4万亿的救市投入，中国经济会一蹶不振。

　　2009年金融海啸后，中国政府推动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并收到了立竿见影的经济效果。但是，刺激政策刚刚收效，马上又是一轮通货膨胀担忧和房价上涨恐惧，进入2010年底，宏观调控卷土重来，中国经济再次掉入全面下滑的低谷。时至今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一路下行，房地产价格开始下跌，资金的流动性不足愈演愈烈，工业投资进入50年低谷，地方政府的负债投资因经济衰退而凸显出来……

　　三、传统自由市场与现代市场经济的根本性差异
在吴敬琏看来，刺激政策弊大于利，继续提高杠杆率的比例，会对中长期造成更大的危险。他给出的6点对策全是传统自由市场化的建议，既无新意，亦无实义。如：停止没有回报的无效投资；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或有负债；对资不抵债企业实施破产重组；盘活“晒太阳”的开发区等资产存量；辅之以灵活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而避免系统性风险。

　　与此对应，我们提出的对策是：超越4万亿刺激的局限与偏差，用现代市场经济的方式在五个方面进行20万亿的刺激性投资引领，推动中国经济重回高速发展的快车道。（见上周前文《3.0版刺激政策建言中国必须进行五大领域全面投资》）

　　众所周知，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没落于1929年的全球经济大萧条，80年来先后产生了三大理论流派，当今中国的发展不能回到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而必须站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肩膀上，从三个方面入手创立与创新中国特色的“习近平经济学”，据此制定未来十年的重大国策。

　　1、创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用市场化的方式实施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

　　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流行于1929年大萧条之后的罗斯福新政，美国政府用财政支出促就业和发福利，靠看似无效的投资拉动了全社会有效的基本需求，拯救了崩溃的美国经济。

　　二战以后，凯恩斯主义成为主流经济学派，1950年代的美国马歇尔计划与1960年代的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都是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结晶。

　　运用4万亿国家外汇储备在全球投资，就是用凯恩斯主义实施中国的马歇尔计划。但是，我们主张借鉴新加坡的主权基金投资方式，吸引全球基金管理精英，用民营官助的创新模式运筹全球化投资，把经济刺激与经济效率结合起来，从而创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用市场化的方式实施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

　　2、提升供给学派理论，用战略性的思维制定政府的经济倾斜政策。

　　到了19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与美元全面贬值，发达国家纷纷陷入“滞涨状态”，供给学派登堂入室。

　　传统供给学派反凯恩斯主义，主张市场经济自动调节生产要素的供给，政府要用减税与保护投资来完善市场环境，而不能靠政府的人为干预。美国的里根总统信奉供给学派，他推行自由化的“里根经济学”，其执政业绩举世瞩目。

　　日本1970年代后推行产业倾斜政策，靠产业升级的供给变化来提高全球竞争，拉动国内外的市场新需求。这是比“里根经济学”更激进的供给学派，由此给日本带来了产业升级的巨大繁荣。

　　农田水利建设的水权运营投资、贴息贷款的产业集聚转移投资与股市托市的产业升级投资，就是用供给学派理论实施中国的结构调整计划。但是，我们主张借鉴日本的产业政策实施经验，并同样运用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把过剩产能释放与产业升级换代结合起来，从而提升供给学派理论，用战略性的思维制定政府的经济倾斜政策。

　　3、发展货币主义理论，用全球化的视野提升政府的金融治理能力。

　　货币主义也是凯恩斯理论的反对派，认为政府不仅无力把握总量投资，更无力把控倾斜投资，而货币发行量的收放可以调节经济周期和波动，政府只能掌握一种调控方法，就是货币发行量，衰退期降低利率，过热期紧缩银根，其他的一切经济活动都该回归市场。

　　2008年之前，各国都是以本国经济的货币需求量为准，货币主义在正常思维的范围内运用。但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开始疯狂运作，日本紧跟其后增发货币，推行“安倍经济学”，其实质是靠增发货币来刺激本国经济发展，同时对全球发动了货币贬值的金融战争。从美日的运作效果看，两国的经济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增加而不是减少国家外汇储备、降低而不是提高银行准备金率，交叉使用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绿票子和36万亿人民币外汇占款红票子，就是用货币主义参与全球的货币战争。但是，我们主张借鉴美日的量化宽松方式，把高效运筹4万亿美元投资与适度通胀的低利率运筹结合起来，从而发展货币主义理论，用全球化的视野提升政府的金融治理能力。

　　综上所述，我们的20万亿强刺激政策，则是反对回到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力主站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肩膀上，从三个方面入手创立与创新中国特色的“习近平经济学”，据此制定未来十年的重大国策。

[时间：2014-07-04  作者：李肃（和君创业咨询总裁）  来源：华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