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能从哪些方面可以证明毕昇的活字印刷并非只是理论指导? 金属活字印刷就能代表活字印刷吗？韩国在活字印刷的发明和传承上，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光明网记者采访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印刷史专家、西夏学专家史金波先生，为读者解疑释惑。

 

　　毕昇发明泥活字既有文献记载，又有实践证明

 

　　中国的中古时期，文教浸盛，科技发达。在隋唐之际就发明、应用了雕版印刷，这一重要发明对中国和世界的文化发展起了重大推动作用。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平民毕昇又发明了省时省料，方便快捷的活字印刷术。这一科技伟业被当时的著名政治家、科学家沈括（字存中）在其著作《梦溪笔谈》中详细记载：“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版。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铁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腊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由于沈括的科学记录而得以继续播扬。南宋绍熙四年（1193）著名文人、政治家周必大在其写给朋友的信中记录了这样的事：“近用沈存中法，以胶泥铜版移换摹印，今日偶成《玉堂杂记》二十八事。”所记“用沈存中法”，即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法。这一记载真实地记录了在毕昇之后有人继承其法，再次实践。遗憾的是，这部《玉堂杂记》的泥活字印本没有保存下来。

 

　　活字印刷术和以前发明的雕版印刷一样，作为一种文化积累、一种科学技术，它发明在文化发达的中国中原地区，很快就辐射传播，当时也传播到中国西北的西夏和回鹘地区，开创了非汉字使用活字印刷的先河。关于活字印刷的记载绳绳继继，不绝于史。

 

　　近代中国的黑水城（今位于内蒙古额济纳旗）遗址出土了大量西夏文献，流失到俄国，其中有西夏文泥活字《维摩诘所说经》。1987年甘肃武威市亥母洞遗址出土了一批西夏文物，其中也有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此经与上述俄罗斯藏《维摩诘所说经》是同类活字印本，推定为12世纪中期印本，比宋朝毕昇发明泥活字约晚一个世纪，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泥活字印本。

 

　　在黑水城出土的文献中也有汉文活字印刷品，是一种汉文活字版历书残页，推断其具体年代为1211年。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有确切年代的汉文活字印刷品，填补了汉文早期活字印刷品的空白。此种历书有比较复杂的表格，至少有四种大小型号不同的活字，这种高超的技术水平反映了中国活字印刷在不断创新发展。

 

　　在黑水城出土的文献中又有西夏文佛经《胜慧到彼岸要语学禁现前解庄严论显颂》，其经末题款中两个人的称谓有“御前注补印活字都案头监”头衔，可知活字印刷在西夏政府中有专门机构和官员进行管理，证明当时的活字印刷已纳入国家管理阶段。

 

　　1917年在宁夏灵武县发现了一批西夏文佛经，其中包括几十卷具有活字版特点的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是西夏灭亡后元代印刷品。此经第五卷西夏文题记有“令雕碎字”，第四十卷也有西夏文题记“作选字出力者”。“碎字”即活字，“选字”应是拣字、排字之义。这两条西夏文题记证实这种文献为活字印本。现多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大量早期西夏泥活字印刷品的发现证明泥活字印刷是可行的。有人认为毕昇活字印刷中“薄如铁唇”是指活字的高度，实验烧制不成功，便武断地否定毕昇泥活字印刷。其实“薄如铁唇”应指刻字的笔画粗细。元代忽必烈的谋臣姚枢在隐居讲学时“以《小学》书流布未广，教弟子杨古为沈氏活板，与《近思录》、《东莱经史说》诸书，散之四方。”所谓“沈氏活板”也是指沈括《梦溪笔谈》中所记毕昇的活字版印书法。时在蒙古庚戌年（1250），上距毕昇发明活字印刷两个世纪。可惜杨古所制活字印刷品也已不存于世。

 

　　中国古代依据毕昇之法进行泥活字印刷和现代多次仿照毕昇之法进行的泥活字印刷实验都证明毕昇的活字印刷是完全成功的发明。

 

　　中华各民族为活字印刷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毕昇不仅发明活字印刷，用泥活字印书，还曾经实验木活字印刷，但并不理想。在毕昇发明泥活字印刷不久，西夏人开始使用泥活字印刷，并发展到木活字印刷。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的二十多种西夏文活字印刷品中，既有泥活字印本，也有木活字印本。

 

　　法国人伯希和于1908年在敦煌北区的洞窟积沙中发现了960枚回鹘文木活字，被掠往法国。近些年来敦煌研究院又发现了几十枚回鹘文木活字。回鹘也是中国中古时期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回鹘文是其民族文字。这批回鹘文木活字被推定为13世纪的遗物，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木活字。研究表明，这些回鹘文木活字中包括了以字母为单位的活字，这说明中国的活字印刷术又升华到一个新的阶段。回鹘民族为活字印刷作出了重大贡献。

 

　　1991年宁夏贺兰山方塔出土西夏文木活字本佛经《吉祥皆至口合本续》九卷，经权威部门鉴定是西夏木活字印本，也是现存最早的活字版本之一。此文献证明在中国的西夏王朝成功地应用了木活字印刷，具有重大学术和文物价值。

 

　　元代科学家王祯对活字印刷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撰写了农学名著《农书》。因为字数较多，遂命工匠按他所创意，制作木活字三万多个，准备用活字排印。首先于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用这份活字印刷了他所编纂的《旌德县志》。不到一个月，就印制了一百部。遗憾的是，这部古代有明确记载的木活字印本，也已失传。王祯把这次制作活字、排版、印刷的方式方法，记载于于《农书》雕版印本的后面，题为“造活字印书法”，留下了一份古代印刷史上的珍贵文献。

 

　　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历史上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在印刷术的使用和发展方面汉族和少数民族衣钵相传，争奇斗艳，推陈出新，尽显聪明才智，共同为中华民族的印刷事业、为世界文化的进步作出了突出贡献。

 

　　韩国“发明”金属活字印刷的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

 

　　关于金属活字印刷，中国古籍多有记载。清藏书家孙从添（1769-1840）在《藏书纪要》（1810）中载：“宋刻有铜字刻本、活字本”。明《梦林玄解》转载宋孙爽文，有“镌金刷楮，敬公四海”……“景佑三年4月上浣休老人孙爽叙于园梦秘策之端”。著名印刷史专家张秀民先生认为镌金应是镌铜，以为印《圆梦秘策》至八卷，以镌刻铜活字的可能性最大。

 

　　王祯在《造活字印书法》中也谈到金属活字印刷：“近世又铸锡作字，以铁条贯之，作行，嵌于盔内，界行印书，但上项字样，难以使墨，率多印坏，所以不能久行。”这是中国关于金属活字的早期记载。元初人所说的近世当然是宋代，说明用锡活字印书是在宋代。元人黄溍（1277-1357）所作《金华黄先生文集》里有一篇给智延和尚作的《北溪延公塔铭》说英宗（1320-1323）三年即1323年准备“镂铜为版”出版前朝仁宗赏赐给智延和尚的金玉佛像经卷，后又命于永福寺与诸尊宿校勘三藏。惜英宗早逝未能实现。但说明刊印佛经的铜活字技术早在1320年以前就已存世，它比1377年朝鲜的《直指》（一本韩国以金属活字印刷的书，即《直指心体要节》。此书最后一页有印书题款，内容是宣光七年（1377年7月）在淸州兴德寺铸字印施。在李氏朝鲜王朝末期，一个法国外交使节把此书的下卷从朝鲜半岛带回法国，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早57年。

 

　　由非金属活字到金属活字，是印刷材料上的又一次革新。以上所述证实中国应用金属活字很早，但至今未留存下有确切年代的金属活字纸本印刷品。

 

　　中国金属活字的大规模制作和流行，则是在明代的弘治、正德、嘉靖年间（15至16世纪之交），其中最著名的是无锡的华家和安家，其印书数量多，流传下来的也不少。明清两代还有创制铅活字的记载。于此同时韩国也使用金属活字印刷，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清代最有影响的是“武英殿活字版”，最有名的内府铜活字印本是《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有66部，每部1万卷，1.6亿个字，分订成5020册，装522函的巨著）。清代铜版书数量虽不及明代多，但流行范围之广和镌铸的精致都超过了明代。

 

　　活字印刷是一种思想的飞跃、理念的革新。发明者要想到把需要印刷的文字制作出一个个以字为单位的活字，用以按文排版印刷，活字可反复使用，既省时省工，又节约材料。然后把这种先进的理念付诸实践，从活字制作，到拣字排版、刷印、拆版和还字，有着一整套完整、科学的工艺方法，达到印刷的高效和节约成本的目的。这是中国宋代在高度发展的雕版印刷的基础上才可能出现的技术革命，是中国印刷史上在发明雕版印刷后的第二阶段的重大发明。

 

　　后来在活字印刷发展过程中，除泥活字外，中国以及学习了中国活字印刷的韩国等国，出现了木、锡、铜、铅、铁等活字，除材质的不同外，理念和工艺技术上与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并无实质性不同。发展与发明是两回事。拿木活字来说，毕昇于制作泥活字之前已试用过木活字，但当时并不理想。此后西夏成功地使用了木活字印刷。西夏木活字印刷与毕昇泥活字印刷除材质之外，工艺技术上无多大区别。元代王祯《造活字印书法》也发展了木活字印刷，与宋毕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相比，材质方面改泥为木，排版时有所改制，但作为活字印刷的整个工艺，并无实质性不同。后来包括韩国在内使用铜、铅、铁与锡等金属活字，在活字印刷理念和工艺上与毕昇的发明没有本质的区别，主要是材质的不同。“发明”一词是不宜滥用。

 

　　如果说韩国的《直指心体要节》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金属活字印本是可以的，但如果说成是“发明”，甚至说成是“人类文化史上最高的发明，信息化的源泉，人类文化发达跨时代的创举”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不科学的。

 

　　韩国活字印刷术由中国传入并得到推广

 

　　中国发明活字印刷是印刷史上一次质的飞跃，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有文献、文物可征，传承有序，既有理念的阐发，又有实践证明，无可怀疑。活字印刷术是印刷史上又一个伟大的里程碑，它的应用开创了印刷史的新纪元。活字印刷术的使用延续了近千年的时间，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和交流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促进世界文明进程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韩国（古代高丽、李朝）既学会了中国雕版印刷术，又学会了北宋毕昇发明的泥活字及其后的木活字印刷术，并大量使用金属活字，主要是铜活字印刷，在印刷史上做出了很好的贡献，占有重要地位。活字印书在李朝时期最为发达，印书中有大半为活版之本。李朝活字印书，校勘细致，雕刻、排印精工。韩国铸字的方法，可能受中国铸铜币、铜印和制作锡活字的影响，因为朝鲜铜活字采取的雕木字模、作细沙反模，然后浇注铜液等基本方法，与中国铜币铜印铸造法，几乎是一样的。

 

　　韩国大规模使用铸铜活字，是从十五世纪开始的。有的韩国学者也认为朝鲜半岛的金属活字始于十三世纪初的高丽朝，比中国文献记载南宋时期出现的金属活字锡活字印刷约晚一个世纪。那时韩国活字印刷由政府主持。韩国也较早采用铅活字、铁活字，但铸造铁活字在技术上难度较大。

 

　　总之，中国的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术传入朝鲜半岛后，朝鲜人民在学习、吸收的基础上又有创新和发展，尤其是在金属活字的应用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印刷术的推广应用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建议设立重点科研项目应对中国文化遗产产权问题

 

　　各国、各民族的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财富，都对世界文明进步作出了贡献，我们应实事求是地承认、尊重、继承人类所有优秀文化遗产，并以此推动我国的文化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同时我们也要重视祖国的文化遗产，维护自己的产权；重视本国历史上的重要发明创造，维护本国的知识产权。我们既不同意狭隘的民族主义，也不同意轻视民族文化传统和历史遗产的民族虚无主义。

 

　　正确地认识和阐述文化遗产，有助于我们传承、发展、弘扬文化遗产。相反，对文化遗产做扭曲的解释或不科学的报道，会引起人们认识上的混乱，对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弘扬会产生不良影响，甚至还会使青少年接受不科学的知识，遗患后人。前些年的雕版印刷、活字印刷、端午节、高句丽遗址等文化遗产，都引起了学术界的讨论和有关方面的高度关注，大家应从中提高认识，汲取经验教训。

 

　　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对传统文化遗产往往认识不足，工作主动性不够，各部门缺乏协调。近些年来，国家加大了对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视和保护力度。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有丰厚的文化积淀，有大量优秀文化遗产。有关文化、科研、教育、文物、宗教等部门应该有组织、有计划地协调起来，做好中国文化遗产产权和重要发明创造的清理、研究、论证和维护工作。可以设立维护中国文化遗产产权和重要发明创造知识产权重点科研项目，搜集资料、调查研究、提出保护和申报方案，并对一些国家伤害我国文化遗产产权和传统文化知识产权的做法提出应对原则和具体措施。媒体宣传也要注意维护中国文化遗产产权和重要发明创造知识产权，有关报道要科学、慎重，切忌照抄国外不实报道，以免造成不良影响。当然，我们对其他国家在传统文化遗产方面所做的贡献也应给予充分的肯定，并从中吸收文化营养，促进世界文化的共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