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近日在河南考察时指出,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中华工商时报发表财经评论人谭浩俊文章表示,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术语,“新常态”诞生的时间并不长,其特定含义也主要是指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世界经济恢复的快慢程度与效率。应当说,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不管哪个国家,经济都已进入了“新常态”,中国也不例外。
对中国而言,经济“新常态”的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从表层看,主要是经济增速放缓,并有可能出现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速度最慢的增长。深层次看,则主要表现为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和经济增长方式落后,导致经济增长的阻力增大,可塑性变小,可持续发展能力变弱。加上劳动力成本上升、环境和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加大,经济像过去那样的增长已缺乏空间与条件。
文章认为,即便没有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经济也将进入“新常态”。所不同的是,进入“新常态”的环境和条件会好一些,对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的压力也会小一些。因为,中国经济与发达经济之间,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是在表层进行比较,亦即只进行经济规模与增长速度的比较,而很少有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特别是核心竞争力的比较。譬如技术、工艺、品牌、市场控制力、经济话语权等。结果,总量是在节节攀升,在全球经济的位次也在不断前移,直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真正有竞争力的企业、品牌却很少,有核心技术的产品和装备也很少。更多情况下,都是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对资源、环境的过度损耗获得表层化的竞争力。一旦国际经济形势变化,中国企业和产品的竞争力弱势也就暴露无遗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经济进入了事实上的“新常态”,其引发的矛盾和问题也在不断暴露。如环境遭受破坏的问题、劳动者收入偏低的问题、社会保障不健全的问题、社会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的问题等。而所有这些问题,不仅会对经济保持平衡增长会产生严重影响,对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也会产生严重影响。
更重要的,在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粗放式增长带来的经济总量过快增长、在世界经济中排位的过度超前,已经让中国的经济发展环境受到了极大影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已经开始从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对中国进行制约,如贸易保护、技术封锁、经济话语权压制等,甚至通过政治手段、军事手段等遏制中国的发展。而相关国际组织,则依据发达经济体的需要,不断地通过唱空唱衰或唱好唱多来干扰中国的经济发展。
文章称,如果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的话,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变化,则是中国自身没有把握好发展节奏所带来的。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为了一时的政绩需要,放开房地产市场,放任房价和地价上涨拉动经济增长,对中国经济的伤害是非常严重的,对中国经济环境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内外不利环境共同交织下的中国经济“新常态”,对中国政府及其民众是一大考验。
文章指出,中国在适应经济“新常态”方面,需要有更多的智慧与谋略,作更深的思考与谋划。
首先,要正视面临的矛盾与问题。目前,困扰经济发展产能过剩、生产要素成本上升、金融风险加剧以及企业创新能力不强、国有企业效率不高等问题,对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的影响是很大的。但是,这项工作又不能不向前推进。否则,经济发展就会面临更大的困难。所以,必须正视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并依据经济发展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和办法,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加以解决。
其次,要在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方面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到来。政策的制定,要改变过去过于主观、激进的做法,充分尊重经济规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满足经济“新常态”的需要。如货币政策,就不能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不能需要时急风暴雨,不需要时海水退潮,而应当高度注意政策的节奏与力度。财政等其他方面的政策,也必须依据经济规律确定。尤其在政策的执行方面,必须确保到位,避免政策执行环节的流失使政策的稳定性削弱。
第三,要在增强经济增长宽容度的情况下加大改革力度。改革是解决一切经济问题的根本,也是经济进入“新常态”必须释放的红利。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能坐等其成。要改革,就必须从打破现有利益格局开始,从解决影响发展的固有矛盾入手,使其更加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适应经济“新常态”的需要。
第四,要加快创新步伐。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入手。从宏观层面来讲,必须建立国家创新计划,制定国家创新战略,亦即从国家层面鼓励社会各方面创新,包括体制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社会治理创新、企业创新等,真正形成全民创新的氛围;从微观层面来看,主要是企业创新,亦即在企业的管理体制和机制、产品研发、技术提升、管理提升等多个领域与层面进行创新。要通过两个层面的创新,使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不再在数量和规模方面与发达国家竞争,而是全方位、特别是技术、质量、品牌、效益等方面与之竞争。
[时间:2014-05-20 来源:中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