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出版

　　要有标准 更要用标准

　　关键词：标准

　　 “《意见》在出版业数字化转型进入攻坚阶段的关键节点出台，可以说恰逢其时。”在采访中，不少业界人士向记者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谈及数字出版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标准难题，英大传媒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石玉东表示，目前出版行业尤其是数字出版标准的欠缺，使得各出版企业“单兵作战”，不能实现正版资源的交换和共享，建立行业的战略同盟。人民交通出版社数字出版中心主任姜占峰也认为，内容资源建设、数字产品开发、数字产品传播等方面均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规定。

　　 “传统出版社开展数字出版业务遇到的关键性问题，除了挖掘、整合有独特价值的内容资源和业务流程重构因传统生产方式和习惯迟迟无法开展外，最大的问题就是标准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信息化与数字出版工作委员会主任谢炜向记者表示，缺乏标准推高了企业内外部的数字化成本，加高了数字出版转型的门槛，“没有标准，就无法实现数字出版的繁荣”。

　　谢炜表示，《意见》中提到的支持企业应用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支持企业对国家标准开展应用，二是支持企业制定适于自身的标准或规范，这些都是利好消息。他还提出《意见》出台后值得思考的两个问题：什么时候可以出台对《意见》的实际保障和扶持政策？管理部门如何协调各方利益，促进标准的应用？

　　 “《意见》的出台，将加快数字化转型升级进程，规范数字出版业务流程。”姜占峰说。对于出版社如何借力《意见》促进自身数字化转型，他认为一是要坚定不移地以用户和市场为导向，推进内容资源建设，夯实数字出版发展基础；二是要以向用户提供个性化和定制化的数字产品与服务为核心，加快推出一批体现出版社特色的数字产品；三是要着手构建适应不同数字产品特点和用户需求的数字产品营销渠道体系，探索数字出版赢利新模式；四是有条件的出版社可以研发适应自身发展的数字出版企业标准，指导和规范数字出版发展；五是应贴近《意见》指出的支持方向和重点，创新提出好的数字出版项目，争取更多国家财政资金支持。

　　 “出版行业相关标准的制定和广泛实施将改善当前标准无序的现象。”石玉东告诉记者，《意见》通过政府牵头汇集行业新技术、新思想，结合具体国情提出了转型的方向，同时具体描述了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步骤和主要任务。《意见》明确支持专业出版转型升级模式探索，支持开展专业数字内容资源知识服务模式的探索，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政府还在资金、培训、咨询服务等方面给予了很多实际帮助以及优惠实惠，使出版企业得到支持，坚定了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的信心。”

　　个性化数字技术受“追捧”

　　关键词：技术

　　一直以来，技术推动和引领着新闻出版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步伐。此次《意见》也将提升数字化转型升级技术装备水平作为主要任务之一。《意见》指出，支持企业采购用于出版资源深度加工的设备及软件系统。支持企业采购用于出版业务流程改造、复合出版产品生产与投送的软件及系统。支持企业采购版权资产管理工具与系统。对此，记者采访了部分业内人士，请他们谈谈《意见》出台后的思考，以及对企业产生的影响。

　　目前，数字化转型升级已经成为传统出版面临的迫切任务，如何利用技术来推进数字出版发展更是成为传统出版亟须解决的问题。“从整个产业的发展趋势来看，只有不断发掘新兴技术来进行服务与产品的创新，依托技术实力实现资源的增值，创造更多的市场价值，才能促进行业持续稳定发展。”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信息资源的爆炸性增长，一味依靠资源的简单累积与传统的信息技术已经无法提供完整而周到的服务。

　　多年来从事数字产品制作、出品、发行的湖南青苹果数据中心对于技术对新闻出版产业转型升级起到的作用感触很深。其总裁唐五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很多传统出版单位在内容资源管理、编辑管理、产品发布等方面拥有一定的技术，也拥有一定的数字内容加工能力，但整体技术水平普遍不高。

　　 “以数字内容生产为例，数字内容的生产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作。同时，为适应用户日新月异的消费需求，其生产技术与设备设施也需要不断升级改造。”在唐五一看来，无论是数字内容的生产技术还是设备设施，对于配套工作场地和操作人员都有较高的要求，而传统出版单位在这些方面的生产力还有所欠缺。

　　那么，如何才能吸收技术企业的优势，弥补传统出版的“短板”？唐五一对此表示，传统出版社通过与数字出版企业合作，一方面可以为技术公司研发和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注入动力；另一方面也让传统出版社内容资源得到了深度开发和利用，开辟了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利于双方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谈到《意见》出台对于技术企业的影响，唐五一表示，就短期来看，随着传统出版单位对数字化技术与相关软硬件设备设施需求的激增，将刺激数字出版技术公司的快速成长。同时也可能出现传统出版单位与数字出版技术公司的更深入合作或者并购。就长期来说，由于传统出版单位拥有了技术力量，使得技术公司为了竞争和生存，开始引进出版资源，开展数字出版业务。因此，未来无论是传统出版单位，还是数字出版技术公司，均有可能出现拥有数字内容生产、存储、管理与发布能力的全产业链的大型数字出版企业。

　　有业内人士认为，出版与技术的融合态势将在未来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不论是传统出版单位还是技术企业，竞争的核心就是立足差异化，做出特色。

　　对此，万方数据相关负责人表示，以智能技术、移动技术、交互技术等为代表的先进技术手段，极大地提高了用户体验，为个性化产品迅速占领市场提供了可能。而在未来的几年里，创新技术将进一步推动数字出版快速发展。

　　唐五一也认为，对于技术公司来说，可以根据传统出版单位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差异化需求，提供个性化的数字技术解决方案，并提供长期的技术服务。希望各出版单位根据自身特点，有侧重地发展某个方向，避免掉入“技术陷阱”，造成资源与资金的浪费。

　　校企合作有望成新模式

　　关键词：人才

　　在转型环境下，出版社已经积累了两类数字出版人才。一类是从传统出版编辑领域转型过来的人才，优点是拥有比较丰富的出版工作经验；另一类是从社会、学校直接吸纳的非出版背景人才，他们有管理或IT等专业背景，思维方式更灵活。然而，目前数字出版领域仍然面临着人才不足问题。“具有IT和互联网背景的跨领域、跨行业综合性人才是最缺少的。”人民邮电出版社音像电子与网络出版部主任安达告诉记者。

　　在最新出台的《意见》中，提出了要加强数字出版人才队伍建设，支持出版企业与高校、研究机构联合开展基础人才培养、开展定向培养，支持相关技术企业与高校、研究机构联合开展数字出版业务高级人才培养。无论是出版社还是高校，他们在接受采访过程中都认为，共同培养是可行之路。

　　出版社作为知识型企业，有培养出有实力数字出版人才的基础。在安达看来，如果出版社有了较好的人才培养机制，其是有能力将传统出版的人才培养为数字出版未来的生力军的。因为与出版业密切联系、对人才需求敏感，北京印刷学院成为国内首批开设数字出版专业的学校。在课程设置上，北京印刷学院数字出版专业兼顾大人文模块、出版技术模块、内容编创模块和数字内容管理模块。

　　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执行院长陈丹表示：“我们数字出版本科学生在大四会到数字出版企业定向实习，平时也有像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这样的国家级实践基地。”除了让学生走出校门，将企业请进教室也是一种好方式。北京印刷学院引进了一些出版社建立了数字出版基地。例如，电子工业出版社在北京印刷学院建立了实验室，提供设备和软件。在这里，学生可以用到目前业界先进的数字编版系统，电子工业出版社则可以培养与发现员工。在陈丹看来，这样的定制培养模式可以使企业、学校与学生三方取得共赢。

　　目前，人民邮电出版社与北京印刷学院、上海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联合培养数字出版人才。方式是大学按照出版社要求招收研究生，制定课程，学生到一定阶段就会到出版社进行实操学习，这样学生毕业后与出版社需求的契合度比较高，很容易融入现有业务发展中。“在过去的三五年时间里，这样的培养模式很好，为我们输入了一些人才。”安达说。

　　数字出版的技术领域专业性强，传统出版领域人才、文科专业学生向此方向发展难度大。“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安达和陈丹都比较支持出版社将这项服务交给技术公司，这就需要在技术公司协助搭建平台后，出版社仍然保持与其持续的沟通。

　　提到人才不足的问题，陈丹表示，因为目前开设相关专业的学校不多，增量不强，人才市场的供给的确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但出版企业要“两条腿走路”，出版社可以加强存量人才培养，与高校合作，进行课程定制化的学历培养。谈起对校企合作的期盼，陈丹表示，“希望国家支持校企合作培养模式，协助建立产学研合作的平台，将企业有想法的人聚集到这个平台上，在此平台上组织好模块、课程，帮助企业进行培养。”

　　移动互联带动出版结构转变

　　关键词：模式

　　 “数字出版转型升级模式，其本质就是要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大数据计划，带动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双向整合，进而带动出版社产品结构和经济结构的根本性转变。”浙江大学出版社分管数字出版工作的副社长金更达认为，《意见》的出台，对于加快推进传统出版单位数字出版转型升级模式探索将产生深远影响。

　　浙江大学出版社入选全国首批“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通过2010年至2013年的运营，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数字出版模式。在金更达看来，数字出版转型升级有三种模式。其一，在学术出版领域，国外学术出版巨头早在上世纪末就布局数字化领域，在本世纪初就已实现转型升级，其收入绝大部分来自于数据库产品和基于数据库的服务产品。其二，在教育出版领域，国外知名教育出版集团也已经抓住技术发展趋势与在线教育市场需求，依托自身优质资源向教学过程服务延伸，实现了内容、技术与教学管理的紧密结合。此外，在大众出版领域，绝大多数国内外出版社也在出版纸质书的同时，在不同的电子书平台中发布了电子图书。

　　尽管大多数出版单位已清醒地认识到转型升级的必然趋势，但从一个成熟的产业进入一个陌生的产业难免会遇到困境。“行业标准、产品形态、版权、盗版、风险、人才、准入制度等诸多困境，致使一些出版单位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这或许才是当前转型升级面临的最大困境。”金更达告诉记者。

　　从信息技术发展趋势来看，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推动传统行业壁垒和边界正在加速打破。作为内容生产和提供的出版产业显然在数字时代更难以避免这种趋势。从某种程度上讲，出版单位在某些数字出版领域已经失去了抢占制高点的机会。而要避免这种趋势，或许有效的途径就是推动科技与出版的融合。

　　数字出版转型升级是一个系统的、复杂的内生型工程。由于每家出版单位的情况各不相同，其转型升级战略规划、转型升级方向和途径也不尽相同。金更达认为，《意见》的出台，对那些已经经历多年数字出版转型升级的出版单位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当前，整个社会都已经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云计算时代、大数据时代。为此，浙大社在实践过程中，实现了企业架构数字转型和企业资源管理数字转型两个新的方向，最终实现了从供应链向消费链的转型、从支持管理向支持决策转型、从面向管理向面向服务转型、从注重产品信息向注重客户数据转型。

　　金更达就此认为，数字出版转型升级模式的本质，应该是带动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双向整合，进而带动出版社进行结构转变。在这个关键点上，他认为，《意见》的出台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时间：2014-05-15  来源：孙海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