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中国不仅已成世界瞩目的经济大国，也需要向世界展示她的文明、文化、软实力。这是中国的时代选择，也是中国发展的自然进程。正因为如此，我们注意到您近年来对中国文化“走出去”和软实力的研究，在您看来，中国的文化如何才能成为软实力?

 

　　葛剑雄：首先要搞清楚“软实力”的定义。这个概念是上世纪90年代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的，他认为软实力是“一国透过吸引和说服别国服从你的目标从而使你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能力”。这就是说，一个东西要成为软实力，是靠说服、是靠吸引的，而不是靠军事实力去强迫，靠经济实力去收买的。

 

　　去年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我跟约瑟夫·奈教授有一个交流，他认为中国的文化应该是最重要的软实力资源，但是没有得到很好的应用，特别是没有变成文化产品。对这一点我完全同意，而且还应该加上一条：也没有变成文化服务。

 

　　记者：但这个观点很可能不少人未必同意，现在很多人对把文化变成产品有担忧。

 

　　葛剑雄：我们必须承认，有生命力的民族文化，只有经过有效传播才能是世界的。前段时间，韩剧《来自星星的你》不仅电视剧本身大热，剧中主人公吃的、穿的、用的都成为年轻人追逐的时尚，带动了韩国的很多产业。在这一过程中，韩国的文化、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在无形中得到了传播。这就成为了软实力。

 

　　我们自己呢?花木兰的故事属于中国，好莱坞通过改造，把《花木兰》变成了有世界影响力的影片。熊猫是我们的国宝，但《功夫熊猫》也不是中国拍的。现在很多西方人赞扬中国的文化，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很多认识是不正确、不完整的。这就说明，不是说我们没有文化资源，没有文化元素，但是如何应用，如何传播，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解决好。简单地说，这些资源给谁用，要作为软实力影响世界，首先得考虑人家接不接受，吸不吸引人，让人家心甘情愿去买，去享受，甚至比免费送效果还好。

 

　　我们经常固执地认为中国在世界最有名的是孔子，但是事实上，我们通过通俗文化传播的东西才真正深入人心。我曾经到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的偏僻地区，很多年轻人看到我们都会谈到李小龙，以为中国人都是会功夫的。这种认识是有局限的，这就说明，文化怎样走出去，是一门大学问。

 

　　记者：文化能变成产品和服务为世界接受当然是好，关键是怎么样才能变成产品和服务?我们现在也有很多文化产品，但是世界影响力却还很不够。

 

　　葛剑雄：中国的文化商品大多还是来样加工、贴牌生产，外销商品中的文化含量还很低，文化服务近于空白，发展的余地非常广阔。文化影响力还不够，主要不是缺少生产力，而是不了解国外的需求。这同样需要尊重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需要找到适当的市场、消费者，让文化产品在市场中去优胜劣汰，而不能像以前那样，硬性输出。这就考验我们是不是真正敢于开放，让文化创造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市场去评判、去检验我们的文化产品。

 

　　介绍一国文化最重要的是翻译

 

　　记者：我们看到，您在文化传播中特别强调要注重对方的需求，在这个过程中您又特别强调翻译的重要性。文化产品、文化服务好理解，但对翻译的强调现在却是不多见的。

 

　　葛剑雄：这里要消除一个误区。我们希望世界上学中文的人越多越好，实际上介绍一个国家一种文化，最有效的方式是翻译。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具有学外语的天赋，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学得好。中国人学阿拉伯语的很少，但是几乎人人都知道《天方夜谭》，这就是翻译的力量。中国有几个人能真正读懂莎士比亚原文?但只要有一个朱生豪把它翻译出来，大家不就都能读了?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大障碍，是语言。中国应该下决心把中国文化翻译出去，这方面的工作，我们现在做得还很不够。四书五经都没有国际通行的版本，还是早年传教士翻译的。

 

　　记者：一般人理解，翻译不就是个语言转换问题吗，哪里有这么难、这么重要呢?

 

　　葛剑雄：我们要看到，现在中国很多好的作品传播到国外，不是中国人翻译的，而是外国人翻译的。莫言的作品之所以能够获得诺贝尔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有一个好的翻译。

 

　　我们现在翻译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不了解人家的文化。翻译的过程不仅仅是将其变成通行的语言，还要注意到人家接受的能力、欣赏的习惯、人家的文化。我们当初翻译《水浒传》，最初翻译成“水边的英雄”，人家不懂，后来干脆翻译成“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个书名就很有吸引力。

 

　　重视中国文化的翻译，意味着文化传播不能过分强调“以我为主”。我们现在在文化“走出去”过程中，把很大的精力放在了办孔子学院推广汉语上。我赞成办孔子学院，但这两者不可相互替代，翻译必须重视起来、强大起来。事实证明，优秀的翻译作品比自己推广要有效得多。

 

　　文化传播要从假定的自娱自乐中走出来

 

　　记者：您刚刚谈到的是文化传播的途径和方法问题，但是我们知道，现在讲文化“走出去”，其实涉及到一些更为根本性的问题。

 

　　葛剑雄：现在一谈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个错误的认知，就是认为中国的文化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习近平主席在欧洲的演讲，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始终都处在“世界第一方阵”，这个认识是非常客观的。

 

　　从历史上看，在大航海时代以前，各种文化类型基本上都是各自独立发展的，相互之间影响很小。中国历史上很多重要的文化成就，很多没有机会贡献给世界，有的传播也属于偶然。比如造纸术，是因为唐朝军队在中亚打了个败仗，俘虏里有造纸的工匠，才把造纸术传了出去，最终取代了从古埃及而来的造纸术。所以说它对人类的文化贡献是一种客观存在而非客观事实。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去了解文化传播中什么是人家需要的，也才能从假定的自娱自乐中走出来，真正认识到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地位。

 

　　记者：这种对中国文化的世界地位的认知意味着什么?

 

　　葛剑雄：从“国学”热，到讨论“文化软实力”、“文化强国”，有一种声音很大，就是要让中国文化去影响世界。但在我们热烈谈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时候，能不能先冷静一下，问一下自己：中国文化为什么要走出去?走出去是要干什么?

 

　　在现代社会，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是并行不悖的。不可能有哪一种文化占压倒性优势，也不要认为一种文化可以取代另一种文化。不管一个国家如何强大，它的文化都不可能主宰世界。各种文化都是在特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中产生的，各有优劣。因此，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走出去”不是要改变人家，而是为了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让中国更好地学习世界。

 

　　大家现在很关心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也想了很多办法。古语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现在可能要更多考虑，己所欲，如何与人?要人家接受中国文化，也要基于自愿选择、自愿接受。还是已故的费孝通先生的话讲得对，文化交流应该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文化走向世界，首先要走向自己

 

　　记者：“文化软实力要对外首先要对内”，这样的认识基于一种怎样的思路?

 

　　葛剑雄：我们搞文化建设是为什么?首先是为自己的，是要首先满足我们国民的需求的。第二位才是为别人。“走出去”只是文化建设的一部分，我们要避免重外轻内的倾向，不能重视向国外推广文化而轻视国内的文化建设。

 

　　现在有人觉得我们走向世界走得太慢，而且一提到走向世界，马上想到的就是扩大中国的影响力。当然，从本质上讲一个民族如果一直闭关自守、封锁起来，是不行的，需要开放;而今天我们讲走向世界，首先要走向我们中国自己，要先走向基层，走到农村，走到民众中间去，要让我们13亿中国人广泛地享受到文化服务，提高文化素质。如果13亿中国人中的大多数人都有很高的文化素养，普遍具备了优良的素质和文明的举止;企业很文明、很有文化，能满足对方的需要，这就是很强大的软实力。他们在世界上发挥的作用，也远比我们派一批人出去传播要有效。

 

　　记者：在“走向自己”的问题上，您认为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葛剑雄：现在你到农村去，很多还停留在有个电视看，而这就够了吗?我不反对各地造大剧院，造博物馆，但我更关心在这个城市和这个地区，多少人能够有阅读的机会，多少人能够看到节目和更新信息，多少距离之内可以像绿化配公园那样，来安排文化设施。所以我们国内要做的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