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

　　2014年1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1.6%，环比下降0.1%。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1.7%，环比下降0.1%，创去年8月以来新低。实际上，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2008年一季度以来，GDP实际增长率就大幅下滑，尽管2009年的经济刺激计划暂时提振了经济，但自2012年一季度以来，刺激效应逐渐降低。今年2月以来一系列实体经济指标纷纷走弱，当前经济增长正面临继续放缓的压力。

　　上海证券报发表国家信息中心刘鹏文章表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换挡期，经济增速放缓、潜在产出下降、动力机制切换、经济结构调整、资源环境约束，这一切都决定了中国必须尽快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只有从结构改革入手，着力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才能给经济换挡期的中国经济打开一条新路。

　　如何界定中国经济换挡期

　　文章认为，1、经济换挡是经济增速的调整和动力机制的切换

　　经济换挡，从表征来看最直观的体现是在经济增长速度上。就当前的经济状况以及相关文献对这一词的应用而言，主要指经济速度的下滑。中国经济从危机前2位数左右的高增长下滑至危机后的7%-8%。这种速度的“档位”变换实际上反映了潜在产出水平的下降。

　　速度“换挡”的深层次原因是动力机制的“换挡”。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此前推动经济增长那些动力引擎如今已逐渐呈现出疲态，政策红利也在逐渐消失。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产业经济迈过了重工业的野蛮生长阶段，投资和出口的需求弹性也在不断下降。所有这一切导致了潜在产出的下降，想要继续保持较高的产出水平，就必须培育新的动力机制或对现有的动力引擎进行升级改造。

　　经济换挡还包含了两层含义：客观换挡和主动换挡。客观换挡即客观经济条件、要素禀赋、经济制度、市场环境的变化和约束导致了潜在产出的下降。主动换挡是指政府采取相应的政策，转换动力机制，使实际增长率不要长期背离潜在增长水平，让产出缺口保持在一个适度的水平，达到经济长期健康增长的目标。主动换挡往往是对客观经济规律的顺应，而违背规律的政策则会给经济成果带来巨大的反噬。

　　研究经济换挡，不仅强调对当前潜在增长水平的判断，更强调对经济动力机制的切换思考。不仅强调客观的增速趋缓，更强调正确的认识、对应的政策和未来的战略选择。

　　2、经济换挡期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着微妙的联系

　　经济换挡期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但却有着很多微妙的联系。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无法跨越至高收入阶段而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中等收入陷阱和经济换挡都存在动力转换机制的问题，潜在产出停滞，经济失去持续增长的势头。

　　但经济换挡的概念更为宽泛，既包括了跨越刘易斯陷阱也包括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甚至包括了各个经济发展阶段中出现的动能转换和潜在增长率的阶梯性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就目前的中国而言，经济换挡期的出现恰好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能否顺利实现经济换挡也关系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败。

　　3、经济金融危机进一步催化了经济的换挡

　　经济换挡的原因本质上主要是内生性的。但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往往会触发或加重经济的换挡调整。危机使经济内在问题在短期内凸显，并成为阶段性变化的拐点。尽管危机的本身归根结底也是内生因素造成的，但危机首先是作为一个外生冲击对经济的潜在产出造成创伤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在短期之内难以恢复，甚至永久性的改变经济结构。

　　研究证明，金融危机对OECD国家潜在经济产出的长期影响大约在1.5%-2.4%。中国经济此时进入换挡期在很大程度上同样受到了经济危机的影响。但必须看到，危机更多的是触发了矛盾的集中爆发，背后的深层次根源才是导致经济进入换挡期的主因。随着危机的复苏，潜在产出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上升，但经济很难继续保持危机前的增长速度和发展模式。

　　中国经济换挡期有哪些特征

　　文章分析，1、中国潜在增长水平正在趋缓

　　危机后，中国的潜在产出水平呈现出逐渐趋缓的态势。尽管2009年的经济刺激计划短暂的拉升了实际增长率，但并不能从长期上改变这一趋势。经济增速从一个高速平台进入了一个次高速平台，危机成为平台跳跃的断点。

　　从2012年一季度开始，中国实际经济增长进入到7.5%-8%的速度平台。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2014-2016年中国GDP的增速分别为7.7%、7.5%和7.5%。经过初步计算可知， 2010年以后，中国告别了两位数的潜在增长率水平，2013年底则降到了7.3%-7.9%。

　　有专家认为在“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水平大约为6%-8%，尽管也有专家学者持有更为乐观的观点，但潜在增长水平的下降是不争的共识。可以说，中国已经进入了经济的降速换挡阶段。

　　2、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面临切换

　　各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因其各自的资源要素禀赋和产业经济结构的不同而不同。过去几十年，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生产力释放一直是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应该看到，30多年以来，经济增长的动力引擎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总体来说1979-2000年，改革对经济的贡献最为显着，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开放因素更为明显的拉动了经济的增长。具体来说：

　　从需求角度看，投资、消费、净出口作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在不同的时期提供了不同的“马力”。多年来，中国经济表现出对投资驱动的过分依赖，消费拉动能力不够强劲一直为大家所担忧，加之危机对净出口影响显着，进一步加深了对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忧虑。

　　不过，从2011年开始，这种趋势又发生了一些变化。资本形成总额对GDP的贡献率从2010年的52%下降为47%，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是2001年以来首次低于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56.5%）。储蓄率和资本边际效率的下降，是投资拉动能力减弱的重要因素。

　　通过追溯可以发现，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在2001年以后才全面超过消费需求的。在1979-2000年的绝大部分年份里，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小于消费。但在2008年达到峰值之后，从2011年开始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在加入WTO之前波动较大，2001年以后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但在2008年后受危机冲击影响较大，多为负值。这些特征一步说明，投资引擎对经济的拉动能力在最近两年正在进一步衰退，消费市场、尤其是国内消费市场的培育和挖掘意义重大。

　　从供给角度看，生产要素低廉的成本和充沛的供给一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优势所在。然而，这种优势在近年来也在逐渐减弱。

　　首先，尽管从表面看，我们似乎拥有全球最大的劳动力生产要素市场，但随着人口结构的逐渐老龄化，人口红利的消失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1976年之前一直稳定在56-57%，1977年至1990年迅速增长并突破60%，1999年开始又出现了一轮快速的增长，并于2010年达到顶峰。但从2010年开始出现下降，从时年的73.51%降至2012年的73.34%。人口红利消失的同时，劳动力要素成本的上升也在近年来愈发引人关注。

　　其次，储蓄率开始下降，资本要素供给成本上升。改革开放的前15年，国民储蓄率出现了大幅的攀升，有力的支撑了经济的快速增长，2001年加入WTO以后，又出现了更为强劲的增长。但2010年以后，储蓄率出现下降，资本要素供给增长趋缓。同时，资本的边际效率在近年来也呈现出下降趋势，20%左右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完成额与逐渐趋缓的经济增速形成鲜明的对比，由此暴露出的产能过剩问题更成为近年来关注的焦点。

　　第三，近年来，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在内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低下，给经济的长期增长带来很大制约。据IMF的测算，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为资本要素的2/3。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占制成品出口额的比重在2005年达到峰值以后，近几年来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中国在国际分工中高端产品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渐削弱。创新能力不足，过分依赖重工业和简单服务业的发展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大隐忧，更是当前经济增长动能趋缓的关键因素。

　　经济换挡期要着力防范风险

　　文章提出，1、经济换挡期是矛盾凸显期，要谨防各类风险

　　换挡期是矛盾的凸显期。旧经济增长模式的遗留问题随着速度效应的褪去而凸显，新的增长模式要在冲突和碰撞中孕育。经济增长犹如一辆行驶的巴士在减速后必然存在巨大的“惯性”效应使得“乘客”很不适应，甚至相互“摩擦”和“争吵”。有专家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社会发展进入一个矛盾凸显期。

　　从世界各个国家发展经验来看，一个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时期，也是社会上各种矛盾比较充分的展现和暴露的阶段。姑且不论是否存在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但是像贫富差距、就业压力、土地拆迁、贪污腐败等其他国家在这个时期出现的这些问题，在我们国家也相当程度地存在。

　　动力切换、速度变轨、结构调整期间，必须谨防各类风险。产能过剩、资源环境约束、收入差距、区域差距、企业经营成本攀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房地产困境久调不顺、金融系统风险集结几大矛盾相互影响、相互转化，共同导致了经济运行的脆弱性。

　　据此前工信部的数据，产能过剩问题在大部分工业行业普遍存在。2013年上半年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不足79%， 2012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船舶行业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72%、71.9%、73.7%、73.1%和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同时，上述行业还有大量的在建、拟建项目，产能过剩矛盾呈日益加剧之势。

　　环境形势严峻，环境风险不断凸显，污染治理任务艰巨。2012年，全国废水排放量684.8亿吨，比上年增加3.9%。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462.7亿吨，比上年增加8.1%。城镇生活二氧化硫排放量205.7万吨，比上年增加2.6%，氮氧化物排放量39.3万吨，比上年增加7.4%，生活烟尘排放量142.7万吨，比上年增加24.3%。全国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32.9亿吨，比上年增加1.96%。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为8253.6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59%。雾霾大面积频现，严重危害公众健康。

　　收入差距依然制约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升级。即使按照2013年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0.473的基尼系数仍然明显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更能代表收入差距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显示，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2013年的中位数同比增长幅度均较2011年均出现程度不同的下滑；尽管中西部地区近年来经济增速反超东部，呈现更快增长，但是最新的数据却为这种趋势的持续性增加了一些担忧。

　　政府债务不断累积，问题逐渐突出。截至 2013 年 6 月底，全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206988.65 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 29256.49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66504.56 亿元。庞大的债务规模和不断膨胀的新增债务令人警惕；金融市场依旧动荡，美国货币政策给新兴市场带来巨大冲击，国内影子银行系统依然暗流涌动，资金成本居高不下，金融风险不容忽视。

　　2、经济要实现真正换挡升级就必须坚持增量改革道路
在潜在增长趋缓，动力机制转换的经济换挡期，应该保持怎样的经济速度，实行怎样的发展战略？一种观点认为，应当牺牲现有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为未来经济增长铺平道路；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长期的高增长使经济主体产生了强烈的速度依赖，一旦增速放缓就会引发系统性风险，因此应继续刺激经济，使经济尽快摆脱泥沼，再在将来通过改革解决矛盾和问题。

　　这两种观点都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当前经济的某一方面问题。然而，更为可行的道路是，在经济趋缓是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发展常态的前提下，在保证与潜在增长率基本相符的增长水平基础上，应着力于动力机制的转换，进行结构性改革。李克强明确指出，发展要紧紧依靠改革。

　　经济发展要避免大起大落，坚持渐进式推进，深化改革的同时稳增长、保就业、控通胀。他尤其强调，要注重利用增量带动理顺利益关系。不难理解，增量带动的作用就如同管理学中的“鲇鱼效应”，为既有的存量引入活水，搅动整个湖面，使整个经济活动起来。增量带动存量，旧的运行机制受到冲击，系统逐步升级优化。

　　3、经济换挡期的战略重点是构建扩大经济长效运行机制

　　经济换挡期的战略重点是构建和不断扩大经济的长效运行机制。战略实施的策略是增量带动，理顺关系。因此，以下几个关系的理顺尤为关键。

　　（1）从投资、进出口拉动向消费、投资、进出口协调拉动。

　　具体来说是在继续重视投资拉动和外向型经济的前提下，逐步培育消费市场，特别是国内的消费市场。此处有一个问题值得强调，即投资对经济拉动的作用从长期来看依然具有积极意义。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升级还是民生投入、公共产品的供给，投资都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不应为了强调消费引擎的升级而对投资拉动的历史贡献和未来影响进行曲解。

　　而对于消费拉动本身而言，关键在于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尤其是工资性收入。这并不是在短期内能迅速实现的，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中已经将这一指标列入发展要求之中，只要下定决心，排除万难，这一目标的实现还是能够对消费引擎的拉动作用带来实质性的影响。不过，我们仍要注意，人均收入的增长并不一定带来消费的大幅升级，收入结构的调整与改革才是问题的关键，收入差距的问题必须尽快解决。

　　（2）供给管理要坚持改革引领，以改革激活要素潜力，以深层次的改革催生新的红利，促进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

　　改革是最大动力，也是最大红利。改革不仅是全要素生产率本身，也是促进劳动、资本、土地、管理等其他生产要素的催化剂。中国的劳动力要素成本不断上升，危机冲击又引发结构性失业风险，但是通过改革促进产业结构和技术的进步会提供新的就业机会，进一步疏通劳动力流通渠道会润滑劳动力市场。

　　从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本红利的转换是未来的关键。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让市场起决定作用，资本的活力就会被激发。改革还是制度创新，让政府做自己真正擅长的事情，简政放权，提高行政效率，调整经济结构，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为经济发展铺平道路。

　　（3）理顺产能过剩、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的关系。

　　产能过剩是供给与需求的错配，既可能是产能的全面过剩，也可能是产能的结构性过剩。在危机后的中国，这两种情况同时存在。前者反映出各级政府强烈的投资冲动，后者反映出对旧有产业结构的路径依赖和产业升级的能力匮乏。化解产能过剩，一方面要疏导生产要素的盲动，另一方面更要疏导产能扩张的冲动。

　　产业结构的升级，一方面要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重点领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要积极探索国有企业改革和民营资本准入问题，提供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加快推动产业的内生性升级换代。政府为幼稚产业和先导产业的培育提供条件，市场为技术创新提供土壤。这些关系一旦进一步理顺，产业结构就会呈现出更为完整绵延的雁形迭代。

　　（4）新型城镇化战略要坚持与新型工业化、农业安全、公共产品供给和市民主体地位建设相结合。

　　新型城镇化战略必须要与新型工业化建设相结合，城市的发展是工业文明的象征，没有产业的集聚和高度的工业化，城市发展很难形成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新型城镇化需要极其重视农业现代化的建设，城乡结构本身就是极其重大的命题，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依赖于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提升，同时又给农业安全带来新的挑战。新型城镇化战略十分重要的一环是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市民保障措施的完善，没有这些支撑，市民作为城市的主体就面临脆弱的生态环境。

　　（5）金融系统作为经济的核心与枢纽，市场化改革和风险监管至关重要。

　　金融系统在现代经济体系中无疑处于核心地位。中国的金融发展恰逢市场化改革和后危机风险监管的关键时期，诸多发展目标相互制约、相互影响。既要坚持金融系统的市场化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相协调，又要保证经济换挡期的金融风险有效化解与缓释，操作难度十分巨大。地方债务风险尽管可控，但与产能过剩、银行安全等问题相互交织，房地产风险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此外，全球货币政策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难料。金融风险无疑使当前经济发展的一大关键问题。

　　（6）资源环境硬约束已经形成，成为必须马上处理的燃眉之急。

　　尽管资源环境的约束问题一直存在，但在过去的30多年间尚未形成事关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社会稳定、国际关注的全方位硬约束问题。时至今日，天花板已经触顶，破题刻不容缓。但综合治理的难度很高，成本很大，对经济挖潜的制约也显而易见。必须下大决心、花大力气解决。

[时间：2014-02-28  来源：中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