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出版

　　薪酬不高离职率居高不下

　　不久前，作家许开祯发了一条这样的微博：“一个接一个的编辑离职，跳槽，或转行。图书行业，难道真的到了绝路？苦逼的编辑们，揣着高学历，名牌大学的文凭，吃着盒饭，挤着公交，坐地铁上看稿子，每晚星星齐了回家，给女友吻都送不及，倒在沙发上睡了。这个行业，什么时候才能看到阳光？编辑苦，出版人苦，作者同样苦极。一个看不到希望的产业！”这也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出版行业待遇的讨论。
 
　　根据众达朴信公司发布的《2011年出版行业薪酬福利调研报告》显示，2011年出版行业部门经理层年薪中位值为265778元，发行和编辑部相关岗位薪酬水平最高；专业经理层和主管层年薪中位值分别为163452元和64325元，这两个层级是薪酬涨幅相对较高的层级；专员层年薪中位值为44393元。
 
　　2011年出版行业主动离职率中位值达到15.8%，处于全行业中位以上。据报道，为了留住人才，很多出版社都准备提高编辑的待遇。但图书编辑的收入主要取决于其所编图书的销量，而在纸质图书销量整体下降的情况下，要想让编辑薪酬提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44393元的专员年薪，折算成月工资相当于3700元，这确实也并不算是有吸引力的薪资水平。

　　经济导向下出版业的一团乱象

　　三联书店总经理李昕在一次演讲中说了这样一番话：
 
　　“中国出版业现在也已经走上这样一条不归路：书种越来越多，而单品种效益越来越低，图书上架的周期越来越短，退货越来越严重，而人工成本却越来越高，使得出版社不增加新书品种就无法维持生计，于是就拼命扩大规模。但是我以为，如果大家都只是依靠增加品种去做大规模，彼此模仿，彼此抄袭，彼此重复，由此很容易陷入恶性竞争。”
 
　　“我最感叹的是，在这种情况中，很多很多的好书被淹没了。就像金融市场常常讲的一句话，叫做劣币驱逐良币。……在这种图书泛滥的情况下，好书被淹没在里面，就造成了好书的价值很难凸显。好书因为成本高，竞争不过一些乱七八糟的文化垃圾似的杂书。”
 
　　在他看来，这种种现象本身也和社会的整体导向有关系。以经济贡献衡量出版业，与出版业本身的文化属性有矛盾。
 
　　他说：“做大做强”是经济标准，以经济贡献作为标准来衡量出版。但是出版的本义是什么？是文化传承。出版是要讲文化贡献的，但现在我们过多地要求出版要作经济贡献，这是不是一个很明智的做法？
 
　　“我们衡量出版的贡献究竟该拿哪把尺子？是拿文化的尺子，还是拿经济的尺子？”

　　他的这番批评，也让我们不由得思考，出版业的文化属性和经济属性如何统一？如果出版业一味迎合潮流、迎合读者口味，是不是会最终造成读者口味越来越低下的恶性循环？从而出版业再也无法发挥出引介好内容、好作者，从而启蒙、陶冶读者的作用？

　　数字化机遇中难分一杯羹

　　除了行业内的粗制滥造、恶性竞争等问题。出版业还不得不面临着汹涌而来的数字化浪潮。在这波浪潮中，传统出版业能否从电商巨头口中分得一杯羹还是未知数。
 
　　在美国，亚马逊上的电子书销量已经超过了实体书销量，与电商巨头合作，成为了传统出版商不得不接受的选择。亚马逊的可怕之处并不只在于低价，整个图书市场的产业链都会因电子阅读而重塑。电子书价格之战，让读者从心理上认为电子书就应该低价销售。无论市场需求多大，出版商都必须接受不断降价的市场压力。如斯蒂芬妮·梅尔的新作品《暮光之城3：破晓》精装纸质版定价为14.99英镑，在苹果商店该书的电子书价格是13.99英镑，但Kindle书店的定价只有3 .59英镑，最终逼迫苹果公司不得不把价位调低到每本4.99英镑。
 
　　中国的情况又与欧美不同，中国的电子书市场发展程度更低，也更不规范。
 
　　《2011-2012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也承认这一状况，报告中写：“2011年，国外电子书增长势头迅猛，我国电子书产业却仍在低位徘徊。……有关电子书的分成方案、定价机制、电子阅读器与实体内容的无缝链接、便捷的下载与支付体验等，都有待进一步探索。”……“长期以来，数字出版产业链发展并不均衡，渠道供应商与技术提供商过于强势，作者与内容生产商一直处于弱势地位，缺少相应的话语权与主导权。内容资源被廉价使用、利润分成不尽合理，第三方监管缺失等强势环节挤压弱势环节的情况屡屡发生。”
 
　　而且，与西方出版集团相比，国内出版社对内容的掌控能力远远不够。内容资源不够多、不够强，内容资源管理不规范，这些也都成为出版业数字化转型的掣肘因素。有专家认为，如果传统出版业不应时而变，就会是夕阳产业。

　　规模化是否是出路？

　　有业内人士认为，缺乏规模优势，也使得传统的出版商在数字化转型中，缺乏与电商巨头谈判的砝码。著名出版人杨文轩在一次采访中表示，大公司、大集团控制市场是目前发达国家成熟出版业的主要特征。譬如兰登书屋、企鹅等全美最大的出版企业，占出版物市场份额的45％。而中国四家最大出版社销售额总和不到全国营业额的7％，缺乏规模实力，也就丧失了由传统出版转向数字出版的谈判能力。
 
　　但是要实现规模优势，势必要进行兼并重组，着是否又会对图书行业的生态造成破坏？
 
　　著名图书策划人甘琦的一篇名为《出版业：向美国学习，还是从美国的错误中学习？》的文章描述了这种破坏，在美国，大的国际传媒集团在出版业进行了大举吞并收购。一批中小出版机构在被收购后，其文化品位、文化取向被迫发生改变，也被迫亦步亦趋于短期的销量数据：“出版业和其他行业不再有什么不同，书就是商品，追求利润天经地义。被其他行业普遍采用的管理技术，如严格划分产品类别、追求规模效益等，无一例外都该应用于图书生产，绩效考核则以盈亏表上的数字说话。”
 
　　在文章中谈到美国著名独立出版人安德列·西弗林的观点：“哈泼·考林斯曾是美国最好的出版社之一，它被并购后的转向也是最惊人的。如果你比较它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书目，会发现每十年都会发生一次蜕变，艺术史、神学、哲学、历史书一路被抛弃，书目中越来越多短命的廉价畅销书。”
 
　　“当出版业进入以管理为中心的时代，出版人不必再是饱读诗书的人，也不再富有对于大众的启蒙使命。”当出版人身上的文化的优越感，被无情地碾落于大型出版公司轧轧向前的逐利车轮中，出版人还能真的以自己的智慧与坚持，发掘并介绍给读者真正好的作品吗？中国能避免走美国的老路吗？

　　大众娱乐化时代出版社的尴尬

　　根据甘琦的观察，美国社会的读书热情早已不复当年：“以《洛杉矶时报》星期日书评版为代表的全美一半报纸的书评版都因广告不继而停刊，剩下的即便是《纽约时报》书评版，也不再具有以往的权威性；广播节目中只有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对书有兴趣，电视中与书有关的节目也只有奥普拉一枝独秀，但她和她的读者只对人生话题有回应；各种与书有关的奖项，无论是美国国家图书奖、美国书评家奖，还是普利策奖、诺贝尔奖，加到一起，都赶不上奥普拉的市场号召力。”
 
　　而在中国，情况同样不乐观。根据第九次全民阅读调查显示，2011年中国18—70周岁的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3.9%，全国人均读书4.53本。平均下来，每人每年还读不到五本书。中国18—70周岁国民人均每天读报时长为22.00分钟、读书14.85分钟、阅读期刊时长为11.80分钟，三项时间加起来，不到50分钟，而人均每天看电视的时间却达到95分钟。
 
　　而根据山东大学文学院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大学生的阅读状况也颇为堪忧。他们调查了近400名在校理工科学生，只有43%受访者表示平时会有一定时间接触文学作品。文学阅读的面也比较窄，大多数人只读《读者》《萌芽》。
 
　　数字时代下，人们对免费的偏好也成为问题。第九次全民阅读调查显示，在接触过数字化阅读方式的国民中，有41.8%的人表示能够接受付费下载阅读。手机阅读的群体中51.4%的人在过去一年中进行过付费阅读，而有48.6%的人只看免费的手机读物。
 
　　只有四成人能接受付费下载，将近一半的人只接受免费的手机读物。当内容获取和分享变得容易，当人们习惯了免费的资源，谁来支撑内容的再生产？作者和编辑还能有动力生产出更好的内容吗？这会不会又是一场恶性循环？

　　小结：传统出版业路在何方？

　　甘琦的文章有这样一段话：
 
　　“传统欧美出版业一向是‘观念的行业’，奉智性价值、审美价值、社会价值为尊，观念的先导性是其灵魂。那时的出版人相信：超前的观念一开始只能为少数人接受，因此好书不获利是理所当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观念逐渐获得广泛认可，出版物中就必然会产生畅销书，其高额利润便可覆盖亏损。换言之，出版人的工作就是：发现新作者，使他们经典化，继续发现新作者。如此，以一份自给自足的生意，而能为人类整体催生和保育文化创造力和精神价值，这令出版具有非同寻常的职业满足感。由此不难解释，为什么在八十年代之前两三百年的时间里，欧美出版业的年利润率只有3%—4%，甚至低于银行存款利息，而出版人仍能乐在其中。当然更不难解释，为什么出版被称作“绅士的生意”，因为它的初衷就不是为了赚钱。”
 
　　也许，即使是这样一份不为赚钱、自得其乐的坚守，在跨国资本、技术革命的冲击之下，也可能难以为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好的出版环境，需要读者、从业者、执法者的共同营造。不管环境多么复杂混乱，总有一些价值需要倡导，总有一些事情需要完成。有人说，传统出版是夕阳产业，有人说它没有出路，但是困局中也蕴含着突破的可能，转型的痛苦中也伴随着新生的希望。

[时间：2014-01-15  作者：董乐  来源：新浪文化·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