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商机

　　新一轮改革究竟围绕什么？哪些产业受益、哪些产业受压？12月15日，李佐军在接受记者专访时称，节能环保产业、生态产业、部分资源及能源行业、文化产业、健康产业、民营金融业、现代农业及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相关的行业、军工行业、妇女儿童用品行业等，将受益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的改革举措。

　　将受到新一轮挑战的行业则是，房地产及其相关产业、垄断行业以及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三高”行业。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产业受到挑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考核导向发生改变。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注重生态效益、民生和科技创新的考核导向下，那种一味追求经济指标的模式将被替换，那些仅为产值作贡献的行业不再像以前那样受青睐。

　　对公有制及非公经济的影响

　　记者：十一届三中全会重点强调了大型国企的改革方向，提到鼓励民企通过参股等合作模式分享国企改革的成果。国企改革难度的确很大，民企如何搭上这辆开往春天的地铁？

　　李佐军：在三中全会改革决定中，关于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经济有一整套新的论述，概括来说，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保障非公有制经济的平等权益；另一方面，全面深化国企改革。

　　对非公有制经济或企业来说，有很多内容是鼓舞人心的。比如，保障其四个方面的平等权利：第一，地位平等，《决定》提到，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都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这意味着它们地位平等，不分老大、老二；第二，财产权平等，公有制经济的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的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第三，机会平等，一般来说，非公有制经济可以进入公有制经济能进入的所有领域，有些领域可以通过特许经营的方式进入，今后要制定特许经营的管理办法；第四，规则平等，国企和民企要实行统一的规则，取消现在对非公有制经济不合理的规定，保障非公有制企业的平等权益。毫无疑问，这些规定对非公有制企业下一步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这是从决定本身来说，但这规定能不能得到具体的落实？肯定还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因为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但这次中央领导推进改革的决心很大，而且改革决定有操作性和针对性，今后还会有专门的改革领导机构去制定具体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去落实，我们对未来的改革满怀期望。

　　对公有制企业来说，一方面，还要保持其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因为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旗子还要继续高举。因此，国有企业的地位仍然有保障。但另一方面，要对国有企业进行全面改革，要限制和取消其特权，要在统一的规则下与其他企业公平竞争。

　　《决定》中提到了五个方面的国有企业改革举措：第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第二，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国资管理部门由管资产到管资本转变，同时对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经营范围有所限制；第三，提高国有企业收益上缴的比例及补充社保基金；第四，反对国企垄断，尤其是行政垄断，即使是在自然垄断领域，也要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和政府监管等改革；第五，推进国有企业现代制度的建设，包括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强化投资责任追究，推进财务的透明，规范职务消费等。这五个方面的改革举措，主要意图是鼓励公有制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公平竞争。

　　记者：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存在，业界呼吁在谋求重振经济的改革中要大胆。怎样理解“大胆”二字？

　　李佐军：改革应“胆子要大，步子要稳”，为什么胆子要大？因为改革进入到深水区，进入到攻坚期了，改革形势比较严峻，任务也比较繁重，如果像小脚女人那样，是改不动的。所以要有大刀阔斧、壮士断腕的勇气，打破利益固化藩篱，才能把改革推向前进，所以必须要胆子大。另一方面，步子必须要稳，胆子大乱搞也不行，改革在调整各种利益关系的同时，如果让部分利益集团在短期内过分受不了，也会引发新的问题，所以要讲究策略与智慧，改革才可以持续推进。

　　解决污染及产能过剩产生的机会

　　记者：雾霾是全国人民感同身受的环境污染问题，虽然这一负面问题为相关环保行业带来一些经济机遇，但更多的是带来各种挑战。你怎样看待这一问题？

　　李佐军：环境污染问题确实比较严峻，已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也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同时也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我们也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来应对。其实，环境污染不光是雾霾问题，还有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问题和生态建设问题，都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比如，雾霾看起来是一个空气污染的问题，实际上其背后有很多问题是扯在一块的。要解决雾霾问题，需要有一个系统的对策，因为雾霾的来源有燃煤、工业排放、汽车、道路扬尘等。针对这些来源，需要采取包括优化能源结构、优化产业结构、解决汽车尾气污染、发展新能源汽车、对建筑工地扬尘进行控制等系统对策来应对。

　　这还只是表面的应对措施，深层次的应对措施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整个生态文明制度系统的建设问题，尤其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和考核制度的调整。政府职能要由原来主要抓经济工作向主要抓公共服务转变，对干部的考核重点要转向资源消耗、环境损害和生态效益等方面。三中全会决定还提到很多建设生态文明的制度，都很有针对性，如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生态修复制度、生态补偿制度、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自然资源用途管理制度、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完善自然资源管理体制等。只有将这些制度真正建立起来之后，雾霾还有其他污染问题，才可以一并解决。用制度来保护环境，这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记者：产能过剩困扰中国经济很长时间，如何克服这一顽疾？

　　李佐军：产能过剩只是表象，其背后也是制度问题，最核心的也是政府职能和干部考核的问题。很多产能过剩的行业往往是政府曾经鼓励发展的，真正完全由市场调节的行业，很少出现长时间的产能过剩。比如，像餐饮、服装，老早就由市场调节了，很少听说这些行业有长时间的产能过剩现象，因为它完全由每个企业主体自动去调节，当产能过剩出现了，企业会很快自动作出产能调整。

　　恰恰是一些比较重要的行业，有关部门说这个要鼓励，那个要拉动经济增长，结果是这些行业出现了长时间的产能过剩。解决产能过剩问题还是要按照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切实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建立产能过剩调控的长效机制。任何一个主体要发展什么产业，由自己决定。政府只制定原则性的规划和环保、安全等标准，其他的不管。

　　别的国家也出现过产能过剩，比如发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前，也会出现大量的商品过剩和产能过剩，但通过经济危机来调节，几年后就可以调整过来，当然会付出一些代价，但不会出现长时间的产能过剩。我们已出现长时间的产能过剩问题，只有通过持续改革去解决。

[时间：2014-01-02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