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香古地传千年

　　

　　南宋时期，麻沙刻书业与书坊刻书业的发达可谓并驾齐驱。无论是规模上还是数量上，麻沙与崇化不分轩轾。据祝穆著的《方舆胜览》称：“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为图书之府。”当时，麻沙刻书作坊主要分布在麻沙水南、长坪等地，其中坊刻具有知名度的有麻沙万卷堂、麻沙刘仲立、麻沙刘智明、麻沙刘氏刻坊等。刻本里有载“麻沙水南刘仲吉宅”、“麻沙南斋虞千里”等。著录建本中，多题“麻沙坊刻本”、“宋麻沙刊本”、“麻沙小字本”、“麻沙刊巾箱本”等。由于书坊刻的书不管走陆运还是走水运，均必途经麻沙，因而，麻沙除了本地产的书外，书坊的图书也多在此营销，自然形成了书肆的集散地。所以出版业多把“建本”称为“麻沙本”而不称“崇化本”。

　　

　　麻沙、崇化二地，在南宋时期书肆林立。仅麻沙的“三桂堂”书店就拥有经史编辑人员14人，印刷工人16人，从业人数达百人之多。其中，私家坊刻最为有名。当时宋代建阳私家刻书作坊麻沙占八成多。

　　

　　门类齐全数量多

　　

　　麻沙印刷书籍门类很多，有《周易》、《尚书》、《毛诗》、《周礼》、《礼记》、《春秋三传》、《论语》、《孟子》等十经，(世称三行本)。还有宋代著名学者刘屏山的《文集》，以及刘爚的《庆云集》、《论语发微序》等，同时还发行了《家居必用》、《事林广记》这类百科全书和各种话本、小说籍以招揽读者，从而不断扩大发行量。根据周弘祖《古今书刻》的不完全统计:建阳刻书在明代就已达到366种。闽清人陈寿棋称：“建安、麻沙之刻盛于宋，迄明未已，四部巨帙，(指四部用于装套的线装书)，自吾乡锓板(即雕板)以达四方，盖十之五六。”这足以说明“麻沙本”当时出售量占比例之大。明嘉靖《建阳县志》著录建阳书坊的刻书，多达451种。到清康熙《建阳县志》著录建阳书坊刻书147种。尽管上述著录统计数字不一，其实建阳麻沙刻书远不止此数。从嘉靖到明百余年间，建本、小说、杂书不计其数。刻书数目已大大超过上述著录的总数，不然，历来何以有“麻沙乃图书之府”之称。

　　

　　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统计，历代“建本”图书，被列为国家级古籍善本的，史部书有480种，子部书有505种，集部书304种，丛部书8种，合计近1500种。

　　

　　据报载：2011年7月10日，南宋麻沙镇南刘仕隆宅刻本—宋刊本《钜宋广韵五卷》在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开槌拍卖，竟以3330万元的天价卖出，可见麻沙“建本”的身价之高！

　　

　　先天优势铸辉煌

　　

　　麻沙之所以能成为雕版印刷中心除了因为远离战乱之外，很重要的原因是此地有着雕版所需的木材资源。宋时盛产梨木，品种有雪梨、面梨、冬梨和早花梨、铁梨、木梨等六种，这些木材都是当年刻制雕版的好材料。如红色梨木质柔韧，适宜雕刻纹路细碎、质地坚韧的字画，一旦出现差错，进行挖补删改非常方便。白梨木质地松软，适宜雕版应急出版发行的书籍，在雕版制作过程中，刻工先在平滑的梨木板上纂写文字，绘制图画，然后下刀精心雕刻，他们刀法娴熟有力，校勘严谨，一丝不苟。麻沙附近盛产竹纸，质量坚韧，也是印书的好纸张。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一书中说到：“宋人之书，纸坚刻软，字画如写。格用单边，用墨稀薄，虽着水湿，燥无烟迹，开卷一股书香，自生异昧”。“麻沙本”正是这样，受到广大读者青睐。由于“麻沙本”印刷的书籍精美，因而备受国内外人士欢迎，远销开封、洛阳、武昌全国各地，直至朝鲜和日本。据传，日本等国,不仅在麻沙购进图书,而且,他们还派人到麻沙一带招募刻工到日本进行雕刻图书。由此可见,“麻沙本”对促进和发展文化交流，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元、明时期，麻沙先后遭受两次大火,使众多书肆毁于火灾，损失严重。到了明末，麻沙印刷业逐渐走向衰落。据《建阳县志》记载。“麻沙、书坊毁于元季，惟崇化存焉”。

　　

　　建国后，县文化馆为了发掘古代麻沙文化遗产，曾于l981年10月在水南村征集到麻沙版(蔡氏族谱)清光绪丙戍年秋(公元l886年)重镌建阳蔡氏九儒书、庐峰书院藏版的梨木雕版共300多片。I982年7月从长坪村征集到清代重印版《游酢文集》四卷，均由县文化馆予以珍藏。这些雕版,已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