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

　　很多人对中国的短期增长前景持怀疑态度。这个观点的问题在于它看跌的基本理由是GDP数据中投资所占的较大比重。我们的许多客户也在担心中国的“过度投资”问题。他们的论证如下：

　　除中国外没有别的国家投资占GDP的比重接近50%。这说明中国大部分的投资是浪费的，存在许多产能过剩，而家庭消费是受压抑的。这种模式必须要改变，但这个改变当前没有发生，所以结果要么是投资崩溃（也就是硬着陆），要么是在中国吸收过剩产能、解决坏账和再平衡的过程中出现持续多年的低增长（比如3%左右的增长率）。所以政府应该促进消费以带动增长来扭转当前过度依赖投资的局面，而任何鼓励投资的决策都是在开改革的倒车。

　　在投资者看来，这无异于常识。但是我们认为它是错的，而且从很多方面来看都是错的。首先在我们看来投资和消费的GDP占比数据统计存在不足。许多学者进行了再计算并且发现中国的消费是被显着低估的。在近期上海的一次会议中，我们听到了来自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朱天教授和复旦大学的张军教授的报告。现将他们的发现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导致消费低估的三个因素

　　朱天和张军认为国家数据有三个问题会导致对于消费的低估。列出如下：

　　1.房租

　　朱天和张军认为国家统计局（NBS）框架中房租被低估了。

　　国家统计局没有很好地估计居民的房租。即使大多数的家庭拥有一套自己的住房，但是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讲他们仍然支付和消费了该住房所提供的服务。这部分“已投入”的房租也应该记入家庭收入和消费。

　　度量“已投入”的房租是非常困难的，尤其在租赁市场规模特别小的中国。首先约90%的住房是居民自有的。其次即使是像上海这样有活跃租赁市场的城市，也难以取得房租市场的可靠数据。

　　朱天和张军称NBS使用房屋建造成本乘上固定折扣率来取得“已投入”的房租。但是，由于建造成本中没有包括土地成本，而且所用折扣率太低，他们对于已投入房租的规模是低估的。学者经过计算发现总房租应占GDP总量的12%，而不是NBS公布的6%。（学者测算的GDP和消费的GDP占比数据都有上升。）

　　学者重新测算的房租GDP占比为12%，而非官方数据的6%。

　　我们可以从更加直观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有观点认为中国的家庭消费不足是由于过于低的利率和有缺陷的社会保障制度削弱了家庭的实际收入。但是生活在中国的人都知道，房屋是位于家庭购买决策的第一位的，这也是人们进行储蓄的主要愿意之一。中国的家庭每年花费在房子上的支出约占GDP的9%~10%。

　　这部分支出现在被计入投资，但它同样可以被看做是一种消费。即使不是这样，家庭有足够的收入来购买住房这个事实是同样存在的（住房购买者的杠杆率是非常低的）。

　　总之，比起官方数据，繁荣的房地产市场能更好地反映家庭的收入和支出情况。

　　2.部分政府和企业消费，实际上是家庭消费

　　在中国，企业和政府为许多私人消费买单。

　　在中国，许多消费是政府和企业买单，包括政府官员和公司老板用的公车、在外吃饭和唱卡拉OK的费用。雇主也在为雇员的汽油和假期等买单。

　　如果这些活动能被合理地纳入统计，那它应该被计入工资，而其中很大部分应该作为私人消费。基于问卷调查，朱天和张军估计这部分消费每年应占GDP的1%~1.5%。

　　3.家庭的隐性收入和隐性消费

　　中国家庭有许多没有计入官方数据的“灰色收入”和“灰色消费”。

　　王小鲁教授最先对中国的“灰色收入”现象进行了研究，这部分收入主要集中收入排前30%的城市家庭中。

　　这部分灰色收入无法通过对城市家庭的调查问卷来取得（而这些问卷是NBS测算家庭收入和支出增长年度增长的数据来源）。调查员通常不能进入高端住宅区域，即便进去了，这些受访者也倾向于低报他们的收入，特别是那些有额外现金流的人。

　　王小鲁采用了一个创新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即让调查者对受访者的亲戚和朋友进行询问。他发现所有城市家庭都倾向于低报他们的收入，而收入排在前30%的人低报程度高达2-3倍。

　　王小鲁最近发布了他对2011年的最新的调查结果（见表格）。他测算的2011年家庭收入总和为34.7万亿元人民币，而官方的这一数据是19.7万亿元。他把这部分收入加入GDP，所得家庭收入的GDP占比从42%上升到68%，这是一个很显着的变化。王小鲁的研究是有争议的——在此之后，NBS发表文章对其研究加以批驳。虽然我们赞赏王的研究，但其中的数据调整涉及许多复杂的问题。如果我们认为他的数据是有代表性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界定收入呢？一位医生收到的1000元红包也许是他的“灰色收入”，但如果医疗价格上涨了1000元，这1000元会分别有部分进入医院和政府手中。但是，王小鲁的研究将所有灰色收入都计入了家庭收入。

　　朱天和张军的研究中采用了资金流量分析法所得数据。

　　可能由于存在争议，朱天和张军在家庭收入调整中用了另一个数据：NBS的资金流量法所得数据。他们计算了这个数据与家庭调查数据中的收入差异，这一差异乘上高收入家庭的官方消费率就是这部分收入中的估计消费量。这也就是他们对隐性消费的估计。

　　结论

　　用朱天和张军的方法所得消费的GDP占比从35.3%上涨到49.8%。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朱天和张军认为中国2009年的家庭消费GDP占比不是官方报告的35.3%，而是49.8%，上调了15个百分点。这会使中国处在其他亚洲经济体高速增长时期时这一数据的中间位置。

　　更深层的问题

　　增长模型是什么

　　朱天认为那些支持“消费拉动型增长”的人其实不理解什么是经济增长。将GDP分解成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方便于理解短期需求的来源。当然需求对于增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不是一种增长策略。当我们谈论模型或者策略时，我们讨论的是长期经济增长，而这种增长是来源于资本的积累和生产率的提高，不论它是由技术进步还是人力资本提高带来的。消费拉动型增长既不是策略也不是机制，而是一种有效政策带来的结果。

　　关键问题在于今天的投资是否是有效的，而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城市化和工业化意味着更高的投资

　　消费拉动型增长是结果而不是策略。

　　张军和朱天的数据同时表明消费的GDP占比是下降的。这也是一个问题吗？不，这是经济增长的自然过程。

　　低收入的农民进入工厂的过程中，他们的收入成倍增长。同时，工厂主由于雇佣了廉价的农民工而获得较高利润。因此，总收入中公司收入占比相对于家庭收入占比有所上升。工厂主可以在新的领域扩大投资。而农民工愿意将增长的收入中的很大部分留作储蓄，所以消费的GDP占比会有所下降。

　　位于华盛顿的卡内基国际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黄育空（Yukon Huang）最近用一个从农场到工厂的农民的例子来解释了这一动态过程（“Understanding China's unbalanced growth”）。张军也强调了中国中部、东北部和西部地区的赶超潜力。基于他们低水平的人均收入值，这些地区在以后几年仍有高速增长的空间。

　　张教授支持能提高生产率和投资效率的改革措施。但基于投入品价格的即刻自由化对于投资决策的不确定影响，他对此持谨慎态度。中央正在逐步推进利率和汇率改革，使企业和个人能在长期进行调整，而土地改革的过程（如果这一过程正在进行）则是非常缓慢的。所以当前政策不会引发投资行为的崩盘。

[时间：2013-11-01  作者：李炜 王志浩  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