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印刷雕版

　　在杭州，雕版印刷的兴盛，形成连锁反应。书坊、书肆兴起，书市形成，藏书楼林立，城市格局被改变；“商业溢出城市”，商人们不断开创新的经营模式，开始影响文学和政治，并不断翻新着将城市的意象，将城市的声名传播到更远的地方。雕版印刷的千年浮沉，构成了我们理解杭州的一条潜在的线索。  

　　帘外满是洛阳的深秋，日光里夹杂着来自塞外的细微沙尘。司马光终于可以停笔，风翻动案上笨重的长卷，一千三百年从他指间划过如同流沙。他突然觉得，人生随时都可以结束了。他已经习惯了寂寞著书的日子，要打破一个延续十九年的习惯，实在有些困难，尤其对一位身处暮年的老人而言。司马光的忧虑不会持续太久，《资治通鉴》定稿之日，司马光也将不久于人世。  

　　两年后，这部长达294卷的巨著才被校订完毕，快马送往杭州。当时京都汴梁也是天下的印书中心，然而，帝王最终还是选择了杭州。  

　　杭州的雕版印刷起步很晚，却后来居上。唐末五代，杭州才出现雕版印刷技术，当时吴越王钱俶崇佛，刻印了大量佛经。等到乱世结束之时，杭州的雕版印刷术已经日臻成熟。  

　　杭州的雕版，字体方整挺拔，刀法娴熟，笔画转折处自然流畅，不露刀痕，忠实于字体的本色。这种明朗的风格为士人所追捧，时人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说：“今天下印书，杭州为上”，杭州迅速成为天下印书的中心。  

　　多年以来，朝廷送往杭州的不仅有《资治通鉴》，事实上，杭州承担着几乎所有史书典籍和重要医书的雕版印刷工作，这些书籍不允许有丝毫偏差。  

　　此时，对整个北方地区而言，杭州仍是一个神秘的所在。旅行者不论第几次抵达杭州，仍然无法掩饰脸上惊讶的表情。时人更言之确凿地声称，金海陵王之所以弑兄篡位，决意起兵南下，全因为柳永的一句称赏杭州的词——“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杭州如同那些孱弱的佳人，需要用想象去征服。  

　　不过，此时让杭州闻名天下的，已不再仅仅是西子湖畔的美景，或者书生们关于苏小小的梦境。如果北方人在这个时代南下，从涌金门进入杭州城，必会陷入人潮中不能脱身。从涌金门直到镇海楼的街上，商铺林立，倘若打算趁此机会捎一些杭州的龙井或者丝帛，则难免会失望。摊位上摆的都是书，最新的刻本，墨香犹存。这些曾经只能在士大夫间传阅的手抄的神秘典籍，已经藉由雕版印刷，进入民间，从单纯的赏鉴功能，迸发出商业价值。而雕版印刷的兴盛，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改变了杭州城的格局。  

　　在这个歌舞升平的时代，没有谁敢宣称自己真的了解杭州。如果上面这位旅行者凑巧在几个月后回到杭州，打算循着记忆在城中故地重游，则难免会迷路。  

　　当时的杭州城中，书市不仅一处，而且会随着节令的变化而流动。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描述了当时书市的繁盛，“多在镇海楼之外，及涌金门之内，及弼教坊、及清河坊，皆四达衢也。省试则间徙于贡院前；花朝后数日，则徙于天竺，大士诞辰也；上巳后月余，则徙于岳坟，游人渐众也。梵书多鬻于昭庆寺，书贾皆僧也。自余委巷之中，奇书秘简，往往遇之，然不常有也”。变幻莫测的书市几乎将杭州修筑成一座流动的迷宫。  

　　“元祜本”的《资治通鉴》在这座迷城放了七年，才终于完成漫长的雕版、印刷。金銮殿上的帝王捧读这些“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故事时，并不知道，一切劝谏已为时太晚，几十年后，金兵就将兵临城下，王朝的未来将像一枚飘摇的指南针，牢牢地定格在这些典籍的来处——帝国南方遥远的杭州。 

　　二  

　　书商陈起被捕下狱的消息，一日之内便传遍杭州。  

　　同时获罪的还有诗人刘克庄、敖陶孙和曾极，起因都在于陈起所印的一本诗集——《江湖集》。  

　　陈起是个精明的商人，却又总想以文人自居。  

　　早在元祜四年（1089年），陈起就曾被苏轼告过一状。当时，他看准刻书会带来高额利润，便雇佣了几个工人，刻出《夹注华严经》的版，私自印刷，大量运往高丽倾销。时任杭州知府苏轼不得不递交《论高丽进奏状》，要求朝廷严令禁止这种文化的外销。  

　　然而，一两个小挫折无法阻止陈起的财富梦，他通过不懈的印书，找到了自己的生财之道，还在文人中暴得大名。他刊刻了许多中晚唐诗人的诗集，与当时的诗风一拍即合。靠雕版印书发迹之后，他还颇有些文坛孟尝君的意味，他的身边聚集了一批无心仕途的穷酸文人，在他的书肆里，买书可以赊帐，可以借书，甚至，他还会主动送书。陈起因此成为诗人们的福星，他也由此跻身文坛。陈起编了一本《南宋六十家小集》，所选六十位诗人中，有十八位和他有过唱和。他还征集了大量浙江、福建一带的流浪诗人的作品，刻成《江湖集》，刘克庄、戴复古、刘过、姜夔、敖陶孙和大量无名诗人，共同构成了“江湖诗派”，领袖文坛。

　　“江湖诗派”的成名方式与前代都不同，印刷业的发达使文学界形成了新的游戏规则。而以一名书商的身份影响文坛，陈起是第一人。  

　　《江湖集》的畅销却酿成大祸。谏官李知孝与曾极有宿怨，翻阅诗集，恰好看到曾极的《春诗》中有“九十日春晴日少，一千年事乱时多”，无独有偶，刘克庄的《黄巢战场》又有“未必朱山能跋扈，只缘郑王欠经纶”，李知孝断言，这都是江湖诗人对朝廷不满的“证据”。更致命的“证据”隐藏在刘子翚的《汴京纪事》中，陈起将原诗“夜月池台王傅宅，春风杨柳太师桥”改成“秋雨梧桐皇子宅，春风杨柳相公桥”，这个明显更庸俗的改动，似乎是为了迎合时代的奢靡浮华之风，却惹来非议。李知孝认为，“相公”影射权相史弥远，“皇子”明显是指被史弥远阴谋废黜的太子赵竑。史弥远震怒之下，不仅请旨将刘克庄、曾极、敖陶孙、周之璞、赵师秀等人下大理狱，将陈起流徙三千里，销毁雕版，甚至矫旨，禁止士大夫作诗。  

　　史弥远死后，“江湖诗祸”才得以平反。陈起回到杭州后，变本加厉地刊刻了《江湖前集》、《江湖后集》、《江湖续集》、《中兴江湖集》和《中兴群公吟稿》。陈起的命运浮沉成为云集于杭州的文人们的一个缩影，因为雕版印刷的盛行，大量宋词、话本才得以广泛流传，许多诗人因此被铭记，杭州不再仅仅是达官贵人的乐园，也收容了大批流浪诗人，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学中心。  

　　被销毁的雕版，被流放的陈起，也让人们开始反思技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前人早就看得很清楚。在先秦经典《考工记》中，佚名的作者在开篇并没有先鼓吹技艺的意义，而是率先理清了工艺的生产链上，各方的职责与关系：“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饬力以长地财，谓之农夫。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农夫，妇，构成天下的格局，评判工艺优劣的标准，不仅在于技艺本身的高下，更在于它是否能均衡这些人际关系。处理得当，这项技艺就会成为时代的翘楚，处理不好，它就可能面临覆灭的命运。  

　　三  

　　利玛窦一度非常关注中国的雕版印刷术，大约是为了印刷《圣经》以便传教，他对这项手工技艺赞叹不已：“他们的印刷比我们的历史悠久，因为在五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印刷术……印一本中国书比一西方书的费用较低。中国人的办法还有一个优点，即木版常是完整的，何时想印就印；三四年后，也能随便修改；改一个字易如反掌，改几行字也不甚难，只需把木版加以裁接。”  

　　在利玛窦的时代，杭州的雕版印刷业达到了巅峰，吊诡的是，巅峰脚下即是悬崖，这项技艺似乎也已无路可走。尽管元朝时，王祯曾发明出转轮排字架和转轮排字法，将机械化引入印刷业，使印刷效率大大提高，然而，三百年过去了，印刷业的中心杭州和苏州，却一道漠视了这一成果，固执地恪守着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模式。  

　　中国人信仰双手胜过信仰机器。“子不语怪力乱神”，或许，在中国人的意识里，机器与怪力乱神竟有些许相仿，只有通过双手摩挲出来的东西，才是真实可信的。而在技艺传承方面，中国人更热衷口口相传而不是记录在册，他们把技艺当成祖辈的隐秘而不是冰冷的数据。这种习惯使中国在面对现代化时始终忐忑不安。

[时间：2013-10-10  来源：大中华印艺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