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国内外经济环境变迁,中共十八大重申“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并把结构调整界定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调整经济结构成为近年来我国经济生活的主基调。
经济结构是一个复合概念,其内涵十分丰富,不仅包括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和城乡结构,还应该包括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以及市场结构、要素结构、企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等等。调结构自然也就包含上述经济结构的内容,而不仅仅是其中的某一个方面。理解这一点,对于制定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政策、措施和实施路径,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经历了34年快速增长后,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中仍然存在两大关键性的制约因素,一是经济体制问题,二是经济结构问题。经济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是持续发展的保障,而经济结构调整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即便体制改革成功了,体制健全了,如果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得不到根本改观,也无法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1.调整需求结构
调整需求结构,重点是扩大内需。扩内需,并不是要压缩外需,不是轻视外需,而是在努力保持外需稳定增长的基础上,扩大国内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走出了一条外需拉动型经济增长道路,出口规模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25%以上,制造业产品的半数左右出口到海外市场。由此,当海外市场需求波动、下滑时,也必然导致国内经济波动、增速下降,影响国民经济稳定。
调整需求结构,重点是扩大内需。扩内需,并不是要压缩外需,不是轻视外需,而是在努力保持外需稳定增长的基础上,通过扩大国内需求,使内需的比重上升,从而出现外需比重下降的趋势,减少对海外需求的依赖程度,实现内外需求均衡。扩内需,主要是扩大居民的最终消费需求,而不是简单扩大国内投资需求。如果居民最终消费需求不能更快增长,扩内需演变成了扩大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则会造成更大规模的产能过剩。而要扩大广大居民的最终消费需求,就必须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提高城乡居民尤其是低收入阶层的税后可支配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善居民对未来的预期,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扩大国内市场规模。
2.调整产业结构
按照需求导向,加大产业压缩、重组力度,淘汰落后产能,压缩过剩产能,培育新兴产能。
改革开放以来,在工业化发展中,我国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一产业比重明显下降,第二产业比重占据主体,第三产业比重明显上升。截止到2012年,三次产业结构的比重依次为:10.1%、45.3%、44.6%,反映出进入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的结构特点。
但是,由于我国已经全面参加了经济全球化,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从国际竞争和动态发展的角度看,既存在着稳定农业、提升制造业、扩大服务业的迫切要求,又存在着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风电设备、电解铝、造船、大豆压榨、大型锻件等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重复建设突出,传统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不强,先进制造业比重偏低,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竞争压力增大,金融、物流、旅游、会计、咨询、法律、文化等现代服务业相对落后等问题。因此,亟须调整产业结构,按照需求导向,加大产业压缩、重组力度,淘汰落后产能,压缩过剩产能,培育新兴产能,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发展,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合理布局建设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并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带动贸易结构优化,增强出口产业国际竞争力,提高高附加值的制造业产品出口比重,实现出口从数量扩张为主向效益为主的转化。
3.调整区域结构
既要避免先期开放的地区衰落,也要避免各地争相争取中央政府政策优惠,利用优惠政策创造投资和发展的成本洼地。
近年来,我国区域开放和发展重心呈现出内移的趋势,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对外贸易增速高于东部和全国平均水平,2007年以来,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连续5年超过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自主发展能力明显增强。
未来在继续优化调整区域经济结构中,需要注意几个问题:一是避免先期开放的地区衰落。以珠三角地区为例,这里是全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占全国GDP的1/5左右。随着区域开放和发展重心的内移,珠三角地区的加工贸易、外商投资面临成本上升、汇率升值、收益率下降的压力,谋求区位转移。如何避免珠三角在产业转移中出现投资减缓、贸易订单转移、就业机会较少、产业空心化、经济增速下降、财政税收增幅降低等问题,从而拖累全国经济平稳运行,将成为区域经济结构变迁和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大课题。二是避免各地争相争取中央政府政策优惠,利用优惠政策创造投资和发展的成本洼地,设立名目繁多的特殊经济区,一个地区既是先行先试区,又是边境开放区、边境贸易区、出口加工区、边境(跨境)经济合作区等等,各种名头一应俱全,多种优惠政策重复叠加,导致政策效率较低。三是统筹开放、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中西部地区尤其是沿边地区开放度提高了,对外联系增强了,外部输入的经济变量增加,打破了以往的经济利益格局,必然出现新的矛盾,如何在开放和发展中维护民族的团结、地区的稳定,就成为必须关注的课题。
4.调整所有制结构
根据存在多层次、不平衡和总体不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状况,继续完善现存的所有制结构。
未来在调整所有制结构中,首先必须根据存在多层次、不平衡和总体不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状况,继续完善现存的所有制结构,为不同所有制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同时,又要努力探索新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决定了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必须占据主体地位,这是社会化大生产不断发展的要求,也是保证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实现相对平等的要求,只有在公有制下,才有可能消灭一部分人凭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无偿占有别人的剩余劳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决定了在竞争性领域各类经济成分必须平等竞争,公有制经济也必须在平等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公有制经济能否占据主体地位,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平等竞争的结果。既然公有制经济掌握着社会化大生产条件,而公有制经济又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所有制形式,在平等竞争中自然应该能够赢得竞争,我们应该有高度的理论自信和实践自信。在推进市场取向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中,公有制经济比重下降,一方面是因为高度集权计划经济时代我们追求不切实际的“一大二公”,一些公有制经济脱离生产力条件,缺乏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不得不退出;另一方面,是因为经济体制不健全,公有经济投资领域和分布结构不合理,内部治理制度不健全,管理落后,用人不当,政策待遇不平等,历史包袱沉重等因素,制约了公有制经济效率,导致其缺乏竞争力。随着公有制经济战略布局的调整,一批公有制经济逐步退出不适宜其生存发展的领域,以及公有经济结构性重组,投资结构优化,内部治理制度完善,管理趋于规范,用人机制健全,甩掉历史包袱,公有制经济获得平等的政策待遇,理应赢得平等的竞争。
5.调整分配结构
居民个人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严重威胁社会和谐稳定,也制约着居民最终消费需求扩张,加剧内外需失衡。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改革分配制度入手,打破了“大锅饭”制度,希望通过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裕起来,再带动广大人民群众走向共同富裕。34年来,的确有部分人勤劳致富,但也有部分人利用体制缺陷暴富,致使我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居民个人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目前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7,这不仅比发达国家普遍偏高,而且比起多数发展中国家也是偏高的,反映出逼近两极分化的状态,严重威胁社会和谐稳定,也制约着居民最终消费需求扩张,加剧内外需失衡。
不仅个人收入分配差距不合理拉大,而且在国家、企业、个人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中,也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失衡状况。自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以来,已经连续19年财政收入增速超过GDP增速。财政收入占比居高不下,不仅造成国富民穷,企业、个人可支配收入比重相对较低,影响企业长期发展和个人消费扩张,而且政府投资高速增长,政府选项目,降低投资效率,加剧产能过剩,挤出民间投资。
为此,我国必须调整分配结构,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使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上升;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改革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推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保护劳动所得;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完善财政预算制度,降低财政收入占比,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6.调整市场结构
在城乡市场结构上,要加快开发农村市场,就必须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推进农村城镇化;在国际市场结构上,为降低对发达市场的高度依赖,必须实行市场多元化,开拓多元市场。
市场结构不仅包括国内市场的城乡市场结构,而且包括国际市场的发达市场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市场结构。
在城乡市场结构上,由于我国存在着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点,城乡市场结构的二元性十分明显。改革开放以来,绝大多数年份城市居民收入增速高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加之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发育不平衡,城市社会保障制度较农村健全,城市市场的发展明显快于农村市场。农村市场发育也不平衡,东部发达地区工业化、农村城镇化速度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进展快,农村市场发展快于中西部地区。未来,我国在调整城乡市场结构中,要加快开发农村市场,就必须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推进农村城镇化,增强农村发展活力,促进农民增收,保持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
在国际市场结构上,我国形成了高度依赖发达市场的国际市场结构。近年来,对美国、欧盟、日本和中国香港的贸易额仍然占到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40%—45%的比重,当发达市场出现波动,尤其是金融危机后发达市场不景气,贸易订单减少,则企业生存困难加剧。为降低对发达市场的高度依赖,必须调整国际市场结构,实行市场多元化,开拓多元市场。以金砖国家和新钻十一国为代表,越来越多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发展,整体实力增强,成为21世纪国际政治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现象。目前,新兴市场约占全球四分之三的土地、五分之四的人口和五分之一的GDP,随着这些国家快速发展,其GDP总量将在二十年内超过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新兴市场国家发出越来越有力的声音,在国际体系中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其政治经济力量处于上升期的基本态势已经确立。从2001年至今,主要新兴市场在我国进出口中的比重已经由1%左右上升到16%左右。尽管随着我国对这些国家贸易顺差快速增长,贸易摩擦增多,市场开拓难度也越来越大,但我国与新兴市场国家合作具有广阔的平台和空间,可以从双边、区域、次多边和多边等层次展开经贸合作,实现共赢性发展。
7.调整要素结构
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化,会遇到资本价格高企的约束,必须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多元金融主体。
过去30多年来,我国依赖要素成本低廉的优势,大量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承接东亚和欧盟转移过来的生产能力,成功加入到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之中,成为东亚生产网络中重要的一环,不仅推动了工业化进程,而且中国制造业产品依赖成本优势畅销世界,成为世界工厂和全球贸易大国,同时我国也被置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如今,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价格上涨,房地产价格攀升,资本价格居高不下,人民币汇率升值,能源和资源类产品价格上涨,环境成本上升,综合因素成本的优势逐步削弱,原有的比较优势日益弱化,依赖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成本优势吸收外资、扩大贸易规模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陷入窘境。为此,越来越多的企业谋求调整要素结构,致力于从劳动密集型为主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为主的方向转型,占据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但是,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化,会遇到资本价格高企的约束,必须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多元金融主体,使非正规金融正规化,形成真正的竞争性金融市场,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化,会遇到美欧等发达国家的激烈竞争,以及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等的约束,必须加快体制改革,完善创新环境,降低创新成本,提升创新收益。
8.调整企业结构
必须加快企业结构调整,既要避免市场垄断,又要形成规模经济。
在我国企业结构中,尽管形成了一批大型企业集团,在2012世界500强中,入围企业数量(不包括香港和台湾企业)达到70家,成为世界500强企业的第二大来源地,但在行业结构上,入围企业多数是一些具有自然垄断性质行业的企业,包括石化、电网、银行等,在信息技术、现代物流、高端制造等行业的入围企业明显少于美、日等发达国家,大企业多数为国家整合资源、撮合组建起来的企业集团,大而不强,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在成长性、竞争力等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另外,我国超过99%的企业为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绝大部分小型企业达不到规模经济,在多数产能过剩行业中,产业集中度明显偏低,资源浪费状况严重。为此,必须加快企业结构调整,既要避免市场垄断,又要形成规模经济。
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相对分散的内资企业与跨国公司的竞争,无异于小舢板和联合舰队的竞争,几无胜算,要想赢得与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的竞争,必须组建中国自己的跨国公司。在形成一批大型企业集团的同时,更要着力提升其国际竞争力。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在于打破垄断,使企业不依赖行政保护生存和扩张,而是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发展,完善企业治理制度,改善内部管理,提高技术研发和技术创新能力,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中小企业历来是一个国家企业的主体,中小企业承担着就业、提供税收、创新技术、改善市场供给、扩大贸易规模、拉动经济增长等重任,我们既要改变中小企业过度竞争、缺乏规模经济效应的局面,促进企业兼并、重组,实现规模经济,又要支持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特别是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帮助其缓解融资难、技术研发投入不足等发展瓶颈,改善其成长环境,促进企业行为长期化,最终形成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分工合理、紧密协作、共同成长的企业结构。
9.调整产品结构
必须持续调整产品结构,提升产品开发设计能力;加大高新技术产品和资源类产品进口力度;实行质量立国战略;提高安全标准、环境标准。
随着工业化加速发展,我国产品结构总体上呈现升级优化态势,从开放的角度看,一是形成了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出口商品结构,大宗出口产品在全球贸易的份额明显提升。据海关统计,2012年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达到95.1%;二是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额占比上升,初级产品进出口份额下降。统计显示,2012年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额占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例达到28.7%,其中,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我国出口贸易总额的比例分别达到57.6%和29.3%,矿物燃料、有色金属、非金属矿、钢铁及化工等5大类共39种“两高一资”产品占出口比重下降到5.2%,高新技术产品进口额占我国进口贸易总额的比例上升为27.9%。
尽管如此,我国产品结构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第一,新产品开发设计能力弱,不仅外资企业牢牢地占据着我国高新技术商品出口的主导地位,而且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以加工贸易为主,许多企业只是简单地代工生产。2012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占全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78.3%,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占全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值的82%。第二,高新技术产品贸易比重仍然偏低,资源类产品供给缺口大,大宗资源类进口产品易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冲击。第三,部分产品质量性能不稳定,附加值低,可替代性强,容易在国际竞争中发生贸易订单转移,造成贸易波动,从而加剧宏观经济波动。第四,一些产品安全性差,环保标准低,甚至忽视环境问题,影响产品形象,在全球技术标准和环境标准越来越严格、技术性贸易壁垒日趋严峻的条件下,降低了产品国际竞争力。
为此,我国必须持续调整产品结构。首先,提升产品开发设计能力,利用结构性的财政、税收、信贷政策,对企业开发新产品给予倾斜支持。其次,加大高新技术产品和资源类产品进口力度。应该逐步取消对资源、能源、技术和关键设备的进口关税,完善相关产品税目税号,使进口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服务,为新兴战略性产业服务。同时,增加国内不能生产的高档消费品进口,适应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的需要,平衡国际收支。再次,实行质量立国战略,着力通过提升产品质量增加产品附加值,改进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增强国际竞争力。最后,跟踪国际上产品安全标准、环境标准的变化动态,并结合国内企业条件,适时提高安全标准、环境标准,加大产品安全与环境的执法力度,促使企业提升产品形象和国际竞争力。
10.调整技术结构
只有加快技术结构调整,跟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步伐,才能避免在新的技术和产业变革中被发达国家甩在后面。
我国经济发展伴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特别是在对外开放过程中,通过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等途径,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但是,我国技术结构上存在着典型的二元特征,既有一些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科技成果,也有技术相对落后的生产领域;既有现代化的大生产,也有相对落后的手工劳动。我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然偏低,仅有40%左右,与发达国家普遍成果50%的比率尚有差距,表明经济增长还主要靠劳动力和资源的投入拉动。现代制造技术创新主体能力较弱,企业行为短期化倾向明显,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仍然偏低,核心技术薄弱,知识、技术转化为经济利益的能力较差,创新型和知识型人才供给不足,传统的产业政策与先进制造技术和产业发展需求不匹配。尤其是经历了金融危机洗礼后,全球技术创新和产业变革处于酝酿期,第三次工业革命呼之欲出,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正谋求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探索微型发电厂分布式生产,寻求存储技术存储间歇式能源,勾画建立能源互联网,筹划将传统的运输工具转向插电式以及燃料电池动力车,这很可能带来新一轮产业革命,深刻影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我国只有加快技术结构调整,跟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步伐,才能避免在新的技术和产业变革中被发达国家甩在后面。
首先,要密切跟踪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趋向,加大国家对新技术的基础研究投入,推动新技术的应用,促进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缓解制造业日益趋紧的要素约束。其次,在深化对外开放中,加强与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鼓励中外联合进行新技术研发。再次,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塑造创新的制度环境,鼓励企业技术研发投入,改革教育体制,形成创新型人才培育机制,全方位推动技术结构升级。
[时间:2013-07-19 作者:桑百川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