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企业劳动力市场经济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普通劳动力工资呈持续上涨态势，大部分行业劳动力成本在2005年以后增长加快。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农村有效剩余劳动力持续下降，普通劳动力供求关系正发生转折性变化，这种上涨是趋势性的，应从战略层面高度重视。

　　劳动力成本持续较快增长

　　东方早报发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国物价的影响”课题组负责人金三林文章称，2001-2010年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从10834元提高到36539元，年均名义增速为14.6%，实际增速为12.4%。分产业来看，采矿业人均工资增速最高，年均实际增速为16.7%，平均工资从2001年的9541元提高到2010年的44196元；制造业人均工资从2001年的9891元提高到2010年的30916元，年均实际增速为11.1%，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人均工资一直维持在高位，但年均实际增速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为12.0%。第三产业人均工资从2001年的11894.4元提高到2010年的40738元，年均实际增速为12.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农业劳动力工资也快速上涨，小麦、大豆、稻谷、玉米雇工工资年均增长9%以上，苹果雇工工资增速达到11.3%。

　　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直接原因

　　文章表示，由于中国二三产业普通劳动力主要由农民工构成，行业平均工资水平和农民工工资水平密切相关。同时，农民工工资对农业雇工工资也有重要影响。

　　（一）中国农民工工资在2004年以后持续快速上涨

　　中国农民工工资长期以来处于偏低的水平，并且一度几无增长。但是从2004年珠三角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以后，农民工工资出现持续快速上涨。至2011年，外出农民工月平均工资已增长到2049元，与2005年的875元相比增长了一倍多。

　　从区域看，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工资增长加快，与东部工资差距明显缩小。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2011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2053元，中部地区为2006元，西部地区为1990元，西部与东部的平均工资差距由2005年的15%左右下降到3%左右。

　　（二）农民工工资对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的影响

　　为分析农民工工资对制造业各行业劳动力成本的影响，我们计算了农民工实际工资与制造业各行业人均工资定基指数（2005年=100）的相关系数。结果显示，制造业30个行业人均工资定基指数与农民工实际工资的相关系数都高于0.90，有着非常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农民工工资上涨会带来制造业各行业劳动力成本的提高。

　　（三）农民工工资对服务业劳动力成本的影响

　　从计算结果看，服务业平均工资定基指数与农民工工资定基指数的相关性更高。除金融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三个行业相关系数为0.98外，其余行业相关系数均为0.99。特别是对于劳动力密集型服务业，农民工工资上涨是其行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

　　（四）农民工工资对农业劳动力成本的影响

　　在理论上，农民工工资上涨会提高农业生产劳动的机会成本，带动农业劳动力工资上升。从计算结果来看，农民工工资与各类农产品雇工工资定基指数的相关系数均高于0.9，说明农民工工资对农业劳动力成本确实有着很大影响。在现实中，农业“用工难”问题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一些地方出现“雇不到、雇不起”的现象。

　　什么导致农民工工资上涨

　　文章指出，新世纪以来，中国农民工总量持续增长。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数达到25278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人数为15863万人，较2005年分别增加了12700万人和6054万人。伴随农民工数量持续增长的另一个现象是“民工荒”从沿海向内地蔓延，从季节性向常态化演变。这些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向有限剩余转变，农民工供求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必然反映在劳动力价格-工资上面。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总量已大幅下降

　　自1978年中国农村开始实行家庭承包制改革后， 农业生产积极性得以激发，劳动力剩余现象开始严重显现。根据一般的定义，农村剩余劳动力等于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总量减去当时生产技术条件下农业需要的劳动力数量。农业劳动力数量是确定的，而对农业劳动力的实际需要量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测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用不同的方法测算了对农业劳动力的实际需求量，虽然各种方法估计的剩余劳动力数量有较大差异，但变化趋势基本相同。估计的结果显示，2010年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基本上在0.8亿-1.1亿人之间，平均为9560万人左右。从年龄结构来看，农村剩余劳动力以中年以上妇女为主，以剩余劳动时间为主，真正可外出务工的有效剩余劳动力只有不到3000万人。相对于20世纪90年代，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和剩余程度已经大幅降低，剩余劳动力已经从最初的全面过剩，进入到总量过剩、结构性短缺的阶段。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下降对农民工工资有显着影响

　　我们以2001年为基期(2001年=100)，计算了2001-2010年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变化和农民工工资变化的定基指数。农民工资变动与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变化高度相关，二者相关系数为-0.95，即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的下降直接导致农民工工资的上升。

　　进一步的计量分析表明，农民工实际工资与滞后一年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长期弹性系数为-1.68，即从长期来看，农村剩余劳动力每减少1%，次年的农民工实际工资就会上涨1.68%。二者的短期弹性系数为-1.06，即从短期来看，农村剩余劳动力每减少1%，次年的农民工实际工资会上涨1.06%。长期弹性系数要高于短期弹性系数，说明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对农民工实际工资的提高存在累积、滞后效应，长期影响更为显着。
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什么下降

　　文章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下降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人口增长放缓，导致作为普通劳动力主要源泉的农村新增人口数量下降；二是教育发展和大学扩招，又导致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农村新成长劳动力数量下降。在剩余劳动力存量不断被吸收的情况下，二者的共同作用必然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总量、尤其是年龄在40岁以下的有效剩余劳动力数量持续下降。

　　（一）长时间低生育率导致农村新增劳动力供给逐年减少

　　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初中毕业生已成为中国新增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或初中毕业后直接工作，或继续升学后工作）。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初中毕业生数量在2005年达到顶峰后，开始连续下滑，2010年比2005年减少373万人，下降幅度为17.6%。农村初中毕业生数量则在2004年达到峰值后连年下滑，2010年农村初中毕业生比2004年减少398.2万人，减少幅度达到39.2%。初中毕业生人数的下降直接导致中国新增劳动力供给的减少，特别是农村初中毕业生人数的大幅下降，更是从源头上减少了农业转移劳动力的供给。

　　（二）教育发展，特别是高等教育扩招，进一步减少了农村低端劳动力的供给

　　从2003到2010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17%上升至26.5%，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招生人数由2003年382万人增长至2010年的661万人，增长超过73%。高等教育的扩招提高了适龄学生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积极性，带动了高中阶段教育的发展，导致更多的农村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阶段学习。从全国来看，初中生毕业后直接工作的人数由2003年的750.56万人下降到2010年的43.69万人，减少了94.1%，主要是农村初中生毕业后直接工作的人数大幅下降。这种下降也导致低端劳动力（指初中毕业和高中毕业后直接参加工作的新增劳动力）供给逐步减少，2010年比2005年减少327万人，下降幅度达到27.8%。由于农村初中毕业和高中毕业后直接参加工作的新增劳动力，是中国农民工增长的主要来源，在农民工需求仍较旺盛的情况下，这种快速下降必然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

　　劳动力成本上升何时结束

　　文章称，目前，中国农村有效剩余劳动力已不到3000万人，根据农民工的需求、新增农民工数量综合预测，这3000万左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将在2017年左右转移完毕。2010-2017年间，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年均将下降6.4%左右。按照剩余劳动力下降速度与农民工工资实际增长速度之间的数量关系来推算，这一期间农民工工资年均实际增速将达到10.8%。如果再考虑物价水平上涨因素，并假定这一期间CPI年均涨幅为3%，则这一期间农民工名义工资年均将增长14%左右。

　　另外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未来５年，中国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以上，绝大多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将达到当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40%以上。由于农民工工资主要由最低工资和加班补偿构成，因此从政策层面来看，未来农民工工资实际增速不会低于13%。

　　由于农民工工资与制造业、低端服务业、农业雇工工资高度相关，因此，从“十二五”到“十三五”期间，这些行业普通劳动力工资名义增速也将保持在14%左右。

　　如何应对劳动力成本上涨

　　文章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会增加行业成本，对行业竞争力和产品价格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同时，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升会改变生产要素投入比例，增大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相对重要性，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产品附加值提升；对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和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有积极作用，有利于促进消费增长。因此，面对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的趋势，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这一趋势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进一步采取措施改善劳动者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切实维护劳动者权益，在提高劳动力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让劳动者充分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另一方面，也要加大教育和培训的投入，提高劳动者技能和素质，增强农民工在城镇就业居住的稳定性，鼓励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减轻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负面影响。

　　一是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劳动力质量。在继续做好在岗农民工技能培训的同时，更加重视对农村富余劳动力、“两后生”的技能培训，加快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培养适合市场需求的高级技术工人，从源头上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素质，适应和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二是推进农民工融入城市，形成稳定的产业队伍和中产阶层。从农民工的现实需求、地方政府的财力基础等实际情况出发，鼓励各地通过降低落户门槛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并行，推动农民工市民化，使农民工成为稳定的产业工人和城市中产阶层。对于已在城镇稳定就业、稳定居住的农民工，应进一步降低落户门槛，使之成为市民并享受市民待遇；对于市民化能力较弱的农民工，以及市民化成本较高的地区，应以农民工最关注的住房、子女教育等基本民生需求为重点，使相关福利与户籍脱钩，让农民工部分享受市民待遇。

　　三是鼓励设备和技术投资，用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面对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涨，国内很多企业已经开始用设备替代劳动，各级政府应适时适度地支持企业的这种替代行为。一方面，要建立有利于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的财税政策体系，加强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税收支持，落实好结构性减税政策，降低企业税收成本。另一方面，要制定差别化的监管政策，引导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小金融机构增加对企业设备和技术投资活动的融资。注重发展设备融资租赁行业，加快中小企业技术改造升级的步伐。

　　四是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体系。从国际经验来看，经济体在进入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阶段以后，如何应对工人涨工资的诉求，成为保持社会安定、改善收入分配、创造庞大消费群体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中国必须加快健全包括劳动合同制度、最低工资制度、工资协商制度等劳动力市场制度体系，让它和劳动力供求机制共同发挥作用，减轻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时间：2013-06-05  来源：中国评论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