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文化产业

　　一个文化贫乏的时代，不可能是经济健康发展的时代；一个只讲经济利益的发展方式，不可能真正发展文化产业。经济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目标，文化的发展必须以人为本。目前中国特别需要警惕经济对文化产业的扭曲。

　　单世联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人文学院副院长、媒体与设计学院文化产业与管理系副主任。长期从事美学、思想史和文化研究、现代思想研究和文化批评。先后任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兼职教授和特约研究员。著有《人与梦：〈红楼梦〉的现代解释》《反抗现代性：从德国到中国》《西方美学初步》《现代性与文化工业》《辽远的迷魅：中德文化论集》等，译有《法兰克福学派史》《痛苦的革命中国与现代世界的斗争》等。发表学术思想论文和社会文化评论400多篇。

　　中国文化产业早就有过局部的辉煌。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300336,股吧)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告别了传统文化的道德/政治标准和文人/精英趣味，而西方现代的文化理念、组织和技术也随西方权力一起进入中国，产业化是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内涵之一。

　　1949年后，中国大陆逐步建立了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制度，并被纳入计划体制。这种文化体制与生产方式满足了特定时期的需要，但也限制了文化生产力的发展。直到1980年代开始，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国文化的物质基础、体制环境、社会条件、传播手段等才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文化的经济属性、社会属性开始崭露，文化市场、文化商品、文化消费等逐步被允许和认可，“文化产业”从一个被批判的概念转而获得积极评价与合法身份。今天，文化产业已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方面。

　　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条件

　　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得益于传统与现实、政府与社会、国内与国外的多方面因素和力量。

　　传统文化的广博资源。近代以来，在面对西方世界的一系列失败中，中国迅速放弃自己的文化自信而拥抱西方文化，传统“教导的文明”一转而为“学习的文明”之间，无论是作为心理体验还是一种历史解释，“文化失败”都成为中国现代文化论述中的基调之一，它融合了失败悲情与新生热望。中国的“文化失败”论不同于西方的文化衰落论和文化悲观主义，它表达的是不屈、不甘的复兴欲望，中国在丧失其大国尊严后并没有放弃大国的自我期待。当然，过度的文化自谴也可能导向虚无主义，仅仅文化自身无所谓失败，“失败”论是对中国一度落后于先进西方世界这一客观事实的一种解释。经过近30年的发展，当代中国已经收获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硕果。在巨大的经济成就和显赫的国家实力的基础上，中华大地也涌动着大国崛起、中华复兴的文化热流，其合理推论之一，就是重新确认中国传统的价值和意义，并努力在新的环境中再造中国辉煌。传统文化几乎成为文化产业取之不尽的重要资源，而文化产业又是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的主要依托。当然，我们在开掘传统资源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必须避免中国思想家严复所说的“不为无理偏执之顽固，则为逢迎变化之随波”的两种偏执，摆脱近代以来“悲情化”所形成的“过度自卑”和冷战背景下“政治化”所造成的“过度冲撞”。

　　经济增长的多重效果。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对发展文化产业有多方面的意义。第一，日益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正在重塑自己的生活。富且教之、富而乐之、富而美之，成为当代中国若干地区的一个普遍现象，艺术的生活化、人生的艺术化等古老的理想通过文化产业而得到部分的落实。文化产业既是中国发展后人们开创幸福生活的必需，也是中国人以新面貌自立于世界之林的重要标志。第二，经济增长的结果之一是政府和社会可以更多投资于文化领域。政府不但加大投入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而且增加公共财政对文化产业的投入力度。与此同时，大量社会资金也涌向文化产业领域。文化产业正被越来越多的人看作是新的投资领域。相对充裕的资金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第三，中国经济的成就并不能掩盖资源消耗过大、低劳动力成本投入、科技贡献率低、加工贸易占主导地位、服务贸易发展滞后等问题，因此近10年来，各地都纷纷致力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把加速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作为首要任务。这些战略举措最终指向了现代文化产业。在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的沿海地区和大城市，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人们认识到，文化产业不但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部门，而且具有其他产业所不具有的低消耗、无污染、效益好的特点，实体经济需要文化经济的补充和矫正，虚拟经济、体验经济、知识经济、符号经济特别是文化产业，也就成为中国经济未来的主要发展方向。

　　城市升级的必然趋势。到2012年，中国城市化率突破50%，城镇人口已经超过农村人口。在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日益增多的城市化洪流中，构建新型城市化战略格局，提升城市化质量和水平。城市不但是物品，也是经验和想象，已逐步成为共识。总的趋势是摈弃传统的那种按工业化要求规划出来的、功能性的、没有任何地域特色的“福特式”城市，把新型城市化与新型工业化结合起来，培育城市个性，形成城市特色，以“高水平唯一性”的地域文化资源塑造城市风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同时也是中国城市形象改写与重建的进程，美感、内涵、品味、格调伴随着新型城市化的潮流而渗透到城市生活之中。文化产业因此不但是城市经济的一个方面，也是城市升级的主要内容之一，它提升着中国城市化的水平，也改造着城市生活的方式。

　　全球竞争的现实要求。文化在全球竞争中的作用更加广泛深刻。西方文化纵横全球的现象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我们对文化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化价值上，而应在此基础上充分认识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甚至环境的深刻联系及其巨大的反作用，特别是文化作为国家综合实力的表现，以“软实力”的方式在当前国际竞争中的作用。当代中国文化产业的兴起过程，也正是中国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建设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全球化时代文化竞争的先锋是文化产业，一方面，文化产业实际上已是全球经济运行的一部分，提供了必要的就业机会、税收来源；另一方面，文化产品与服务已经置身于全球化政治经济的复杂网络中，成为各种社会力量争夺的斗争场域，在西方文化、美国文化的挑战面前，发展文化产业是维护国家文化尊严、保护民族文化原创力的必然选择。

　　中国文化产业的显著特点

　　中国文化产业有其良好的发展条件和背景支持，但这些条件和支持如不能被有效激活或利用，只能是潜在的条件和支持。当代中国的特点是，从政府到民间，都有一种自觉而强劲的发展文化产业的意识和需要，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直接动力。

　　中国文化产业的最大动力是政府直接推动。在高度集中的政治/文化体制下，政府几乎垄断了一切文化资源，政策松绑和体制改革因此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前提。政府的作用，一是不断出台的文化产业的政策，包括体制改革政策、经济扶持政策、产品出口政策等。二是主持制定文化产业发展规划。这些规划一般都将文化产业发展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着力点；都强调推动文化产业规模化、差异化、精品化发展，都在构建以广播影视业、出版业、报刊业、文化旅游、动漫、网络及新兴文化业态为主导，相关产业联动发展、结构优化的文化产业体系；都努力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成具有强大竞争力和地域文化特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妨碍文化产业发展的各种体制性、政策性障碍，明确了文化产业的发展目标。当然，政府的过度参与，对产业发展来说，也是利弊参半。

　　中国文化产业的鲜明优势是巨量人口形成的广大市场。中华民族有重生的传统，人口众多是中国的国情之一。从文化产业的角度看，人口多体现为需求多、市场大的优势。相对富裕的中国人，文化消费需求逐步释放，是中国文化产业大发展的充分依据。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大多数人刚刚摆脱贫困，文化消费还处于较低的水平，因此，不是优美的古典文化或精深的高雅文化，而是文化产业提供的商品服务才是他们的主要消费对象。中国目前的文化消费水平还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人均消费潜力还没有释放出来。建立扩大文化消费的长效机制，是中国文化产业面临的迫切任务。这一点，使我们对中国文化产业的未来抱有希望。

　　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式具有鲜明的跨越式特点。文化与科技融合已成为实现文化产业整体升级转型的重要突破口，文化产业的规模和边界进一步扩大，文化产业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以文艺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产业才刚刚开始其产业化进程，一批以高新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内容为主体、以自主知识产权为核心的新兴文化业态已迅速诞生，数字出版、微电影、云电视、网络游戏与网络视听等不断发展，并使得部分旧业态如纸质传媒、实体书店、传统演艺和旅游等开始暴露出许多问题。一些并不拥有深厚文化资源的新兴城市，凭借其在高科技、金融、创意设计等方面的优势，初步形成“文化+科技”、“文化+金融”、“文化+旅游”、“文化+创意”等发展方式，在创意设计、动漫游戏、数字音乐、互联网信息服务、高端印刷等领域涌现出一批高速增长的文化企业，实际上成为引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风向标。这种新旧杂陈、百业争锋的文化景观，使任何一种统计方式和理论言说都难以概括全部中国文化产业，分类发展和区别研究成为必要。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中国特色是使命重大。文化产业在中国被赋予了复杂的政治、经济意义，它是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中的基本选项，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执政党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些期待既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舆论环境，同时也增加了文化产业的负重。其消极方面之一，是以“运动式”方式发展文化产业，各地无论有没有条件，都在制定文化产业发展规划，而当文化产业的规模和经济指标与地方政府的“政绩”联系起来时，一些不尽合理的规划被制定出来，使得文化产业在一定程度上重蹈粗放型经济发展的老路。其消极方面之二，是未能充分厘清文化产业与公共文化服务之间的关系。基层地区的文化资源、文化生产能力都十分有限，在发展文化产业的口号下，把一切都归入其中，政府本应承担的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职能难以彰显。实际上，在一些欠发达地区，目前阶段的主要任务不是发展文化产业，而是提供公共服务，实现城乡文化供给的均等化。

　　文化产业的大规模兴起是后工业文明的产物，它不但克服了福特制生产组织的“非人格化关系”，从而代表了一种更合乎人性的劳动、工作方式，也体现了人类在产能提高、必需品满足后重建文明生活、实现自由发展的理想追求。必须指出，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极大地得益于政府推动和全球影响等外因，因而还不能全部归功于经济发展、文化变迁的内在演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特别重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矛盾和冲突，自觉矫正目前发展中的问题。

　　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文化产业还需要政策的继续推动，还需要更为完备的政策支持。但是，政府主导的发展方式在初始阶段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并不意味着永远如此，更不意味着权力直接介入、政绩动机优先的发展方式。我们希望，在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发展之后，文化产业能够拥有内在动力，而政府也将通过改革回归到文化市场的管理者、服务者的位置上。

　　正确处理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在发展文化产业的口号与名义下，经常过多地从经济方面规划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化被理解为文化金钱化，放弃了以文化平衡资本逻辑、矫正发展偏执的责任，使文化成为发展的工具、成为经济的附庸，传统的文化伦理、通行的道德准则、基本的审美趣味等，都在金钱、利益的压力下难以维持。在一些地方，资本、利润、GDP等是最优先追求的目标，文化发展变成产业发展，提升软实力变成建设硬实力；在一些地方，重复建设文化产业园区，大量占用农地，沿用“开发区经济”模式，文化项目甚至还原为房地产项目。文化产业项目里究竟有多少文化，已经是一个严重问题。在一些地方，发展文化产业不但没有有效开拓传统资源，而且还有破坏文化资源的现象。必须强调，文化产业固然与经济密切相关，但文化产业不能完全归结为经济。合理解释应当是，经济资助文化，文化规范经济。一个文化贫乏的时代，不可能是经济健康发展的时代；一个只讲经济利益的发展方式，不可能真正发展文化产业。经济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目标，文化的发展必须以人为本，目前中国特别需要警惕经济对文化产业的扭曲。

　　重新讨论文化与伦理的关系。传统的文化包括伦理、道德方面的理念和实践，但一方面是以世俗化为中心的现代化加剧了传统伦理的解体与人性的解放，这是自卢梭以来就提出的“文明与道德的二律背反”的重大议题；另一方面，文化产业兴起后文化的经济属性日益凸显并有主宰文化的趋势，文化产业的发展使文化价值“中立化”，文化与伦理的分歧和矛盾日益突出。目前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问题，一是大量产品低水平重复，缺少原创性和唯一性，有产品无市场，已成为制约文化产业发展的瓶颈。二是“三俗”流行，不少产品严重缺乏价值关怀和审美品格，文化产业的发展还未能有效参与社会整体的进步和公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因此，迫切需要倡导文化伦理，以社会整体的需要规范文化产业发展，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文化的最高理想。文化产业伦理的内涵，一是倡导文化生产消费中的价值自觉与自律，注重文化生产的创造性、公益性和伦理性，二是关注文化生产消费与人类其他活动的关系，不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文化产业的首要目标。如果人类的任何行为都有其伦理要求，那么文化产业更应当是这方面的典范。当然，我所说的“文化伦理”，并不是文化的道德化，更不是回复到古代中国的泛伦理主义，而是在充分尊重现代性分化的基础上，强调文化与伦理的统一，强调文化产业的社会价值，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落实到文化产业上来。

　　文化是价值，创意是生活，文化和创意最终都是为了人。我们相信，中国人的生活智慧、文化理想，将会逐步治愈目前发展中的一些顽疾，创造中国文化产业的盛世。

[时间：2013-04-08  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