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出版

　　很早就想写一篇关于数字多媒体出版的文章，但因为很多关于出版的话题总在脑中纠缠不休而耽搁下来。如今，数字出版可谓如火如荼，大有一夜之间横扫传统出版王国的强劲势头。从数字出版多次成为法兰克福书展研讨的主题，到国内无数次的有关数字出版的高层峰会，从业内紧锣密鼓忙建设布阵、开疆拓土，到业外资本的涌进搭建各色技术平台，从出版专家们的鼓与呼，到出版外的读者、学者、教授的评头论足、著书立说，从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与重点扶持，到各家出版单位数字出版规划的制定与申报，如此种种，潮流涌动。可以说，如今你要是不谈数字出版，作为出版人你就落伍了，你就跟不上时代了，下一波下岗失业的人可能就是你了。云遮雾绕之下，传统出版社的编辑们，一时人心惶惶，手足无措，深感一下子失去了职业支点的切肤之痛。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从业者的悲观情绪蔓延，对职业前景也深感惶惑。“不好做了”、“没法做了”一时成为同行聚会时脱口而出的话语。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彷佛数字出版是传统出版的即刻终结者，是恶魔。恶魔已然降临，传统出版已经走到了尽头。

　　人云亦云，一旦形成某种话语的风潮，就会像病毒一样侵入人们的大脑，吞噬着我们正常的脑细胞。这时，我们的眼睛被蒙蔽了，分析和判断的理性也会中毒，失去功能。这时，我们会像一根在空中飘荡的芦苇，始终有一种不着地、找不到家的感觉，职业的天空一片灰暗，那本该明亮的人生也因此失去光彩。而那些本该为我们关注并力图花大力气去解决的问题（甚至是极其重要的问题）也一时容易被我们忽略或视而不见。

　　那么，当我们在谈论数字出版时，究竟该谈论些什么呢？

　　我们在谈论数字出版时，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所处的出版环境和背景，与国际出版巨人们谈论数字出版所立足的环境与背景，是截然不同的。

　　我们现在已处于“全球化”的时代，出版也似乎同国际“接轨”了，版权贸易正日益变得频繁起来。尤其是自从国家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以来，有关国内图书版权输出的“佳绩”不断，也可谓“喜讯频传”。但我们不能据此就断定，我们已经或即将与国际出版的水准接近。贝塔斯曼集团自创立以来已经拥有176年历史，是《财富》杂志公认的全球500强企业，是在世界上居于领导地位的媒体集团。他们在世界上5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电视、图书、杂志和媒体俱乐部等业务。据前几年媒体报道，这个由德国一个小镇起家的大型综合出版集团，一年的收入相当于我们全国五六百家出版社的四五倍，甚至更高。兰登书屋是贝塔斯曼旗下的一家出版社，总部设在美国纽约市。书屋于1924年成立，它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大众图书出版集团，是一家在文化和商业两方面都取得巨大成就的、充满创意和活力的公司。兰登书屋每年出版的新书有1.1万多种，包括精装书、平装书和电子书等，涉及17个国家/地区的不同语言，每年销售5亿多册图书。它也拥有众多世界上著名的作家，包括政治名人、诺贝尔奖得主和畅销书作家。企鹅集团是世界上最大的大众图书出版商之一，企鹅的商标形象被评为出版界最受喜爱的商标之一。企鹅出版集团为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读者出版发行小说、人文社科类图书、畅销书、经典图书、儿童图书以及参考书，规模位居世界前列。和这些国际出版巨头相比，虽然我们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这样的老牌出版社，而且历史也已突破100年，但无论从现代企业制度下的管理水平，还是成熟的市场化运作能力与国际影响力及实力，均不能同他们相提并论。这些市场化程度高的国际化出版集团，他们在数字化浪潮中凭借其拥有的雄厚资源优势及成熟的管理模式，主要面对的是一个如何转型的问题，是一个如何适应数字化出版的问题，相对比较单纯。因此，他们在应对数字出版时，就会更加从容，步履也更加稳重坚定。正如企鹅英国出版公司CEO汤姆·韦尔登一如既往沉着地说：“我们的使命依然是发现最好的作者，并把他们带给尽可能多的读者群，寻找到合适的新场所和传统媒介来推广我们的作者。”英国兰登书屋出版集团董事长兼CEO蓉锦仪在面对数字化时代的浪潮来袭时，胸有成竹、满怀信心地说：“我们将看到由出版上直接吸引消费者带来的越来越大的增长驱动，出版商投资建立面向不同读者的网络社区，使用消费者洞察工具，通过对消费行为和读者兴趣点的观察分析来直接面向消费者营销。”

　　我们在面对数字化出版潮流的时候，就不单单只是一个怎么转型的问题了。我们面对的问题相比较而言似乎还很复杂。我们还没有形成一个较为成熟和发达的市场体系，出版单位才刚从计划体制的阴影里走出不久，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身份”也才刚刚确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还是一个遥远的目标。国民阅读率虽有所提高，但总体来看，还没有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人均购书及阅读量均排在发达国家之后，与欧美国家相比，国民阅读的数量和质量及由此塑造的国民素质，差距不小。以应试教育为特征的国民基础教育的功利化，也催生了国民阅读的功利化，加剧了出版市场和阅读现状的恶化。引导和培养国民阅读习惯的养成，倡导一种非功利化的阅读、让阅读回归阅读本身任重而道远。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出版经过飞速发展，截止2011年，中国年出书数量已达到37万种，出版大国地位由此确立。但我们离出版强国究竟还有多远？近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库存滞涨——中国出版业没有发展的增长》，这篇文章指出：“出版繁荣的景象之下，却是日渐沉重的库存负荷。全国新华书店系统、出版社自办发行单位纯销售额从2005年的403.95亿元增长到了2011年的653.59亿元，而年末库存则从482.92亿元飞涨到804.05亿元。6年时间，两者的剪刀差从近79亿元增长至150亿元——库存跑赢了销售，更多图书只能在仓库中蒙尘。而实际的状况，似乎比统计数字更严重。”由此你可以看出中国出版业存在的问题有多么严重了。滞涨和库存是结果，而其中隐含着的问题应值得我们反思。近来，国内出版机构纷纷组建集团，肆意扩张，突飞猛进，追求跨越式发展。一大二公，追求规模的扩张，而往往忽略了出版其内生机制的养成。这种扩张机制对出版而言效果究竟如何，尚有待实践的检验。从近几年国内数字化出版的情况来看，也存在不少问题。据新闻出版署最近关于数字出版的指导文件归纳，我国数字出版主要的问题有：出版单位各搞一块，集约化程度低，分散，数字出版的内容及主题缺乏吸引力，投入较大，产出较低，不成比例。这些问题的根子，也许在前数字化时代就早已埋下了。

　　我们在谈论数字出版时，要搞清数字出版的本质是什么。

　　2009年6月，在维也纳举行的第十七届国际数字出版会议上，澳大利亚的学者提交了由澳大利亚政府基金支持的一个课题项目——“出版在发展：数字出版的潜能”，其中对数字出版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数字出版是依靠互联网，并以之为传播渠道的出版形式。其生产的数字信息内容，建立在全球平台之上，通过建立数字化数据库来达到在未来重复使用的目的。这个定义有几个内涵：第一，它是通过互联网进行传播的；第二，它生产的数字信息建立在全球平台之上，通过互联网全球平台共用；第三，通过一个数字化的数据库来达到在互联网环境下对作品重复使用的目的。这个概念核心是“重复使用”。互联网环境下对作品进行重复使用和把一份纸质的东西变成多份（传统出版），通过多份变成多人阅读，其本质上也是一致的。出版和数字出版的概念在本质上的共同点，就是把一份内容变成多份内容，在网络环境下就是把一个人阅读通过互联网变成多人阅读——即重复阅读。（引自阎晓宏《出版与数字出版之版权本质》一文）由此看来，数字出版并没有改变出版的本质。自然出版的本质没有变化，编辑的功能和作用也没有发生变化。不可设想，同样在数字化出版的今天，如果少了编辑对海量的文本信息的整理、舍取、发现与加工，将会处于一种怎样的混乱局面。读者将花费怎样的时间与精力，在汪洋大海的信息里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有价值的信息呢！

　　特定历史时期编辑所承担的推动历史巨大进步的使命，今天同样适用。曾经有编辑因出版《汤姆叔叔的小屋》而引起的美国历史上声势浩大的黑奴解放运动，从此改变了美国历史的走向并加速了文明的历程；也有编辑因出版《寂静的春天》而引起了美国乃至全球性的绿色革命，从此，环境保护、爱护地球家园的观念深入人心。上世纪80年代，国门刚打开不久，一帮先知先觉的编辑们闻风而动，大量引进西方文化经典，从而引发了一场惊天动地的社会文化思潮，激荡着千万学人。近期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同志推荐国人（尤其是领导干部）阅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从而让人们通过阅读这本书，清醒的认识到革命不一定是在民不聊生的前提下发生，革命是多数人诉求表达的一种形式而非唯一的形式，而且这本书还告诉人们：革命不一定就能带来人们最初所期望的那种结果。这种引导，无疑是有益的，尤其对当今处在各种矛盾交织漩涡中的中国而言，具有强烈的警示意义。一石激起千层浪，这本书一时人们争相阅读，各大书城也不断传来脱销的消息。可见这本书的编辑具有先见之明，功不可没。同样，就是在将来数字出版完全取代传统出版的那一天，也完全需要编辑在数字出版中发挥其应有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从而把最有时代价值的文本信息竭力推荐给它的读者，就像高明的老中医在把脉之后，开出一剂活力十足、最有效应的处方。

　　我以为，无论传统出版还是数字出版，其内容的优质化是其共同的本质要求。一本受读者追捧的纸质书，同样会在数字出版平台上大受欢迎。同样，最初发表在网络数字平台上的作品一旦火爆，也会在纸质的书上得到同样反映。因此，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存在良性互动的一面，他们的完美组合，最大限度满足了读者的多元化需求。

　　只有当我们在弄清了数字出版的本质之后，从事“传统出版”工作的编辑就会少一些的迷茫、困惑，多一些的对自己职业的自信，多一些的对自己职业的神圣感、使命感，也就会多一些的对自己职业的坚守。

　　我们在谈论数字出版时，也不要忘了我们的出版体制还迫切需要深化改革，更需要激发内部的活力与创造力。

　　若干年前，随着国家改革步伐的加快，出版界曾经出现过一段时期的充满活力的改革活跃时期，那时候崇尚打破大锅饭、铁饭碗，出版社员工能进能出，干部能上能下，待遇能高能低，一切以能力与业绩为本位，打破身份制，一切努力向市场化转变。可不知从何时起，改革的步伐停滞不前，甚至又退回到改革前的旧有体制里。如今，稳定而牢靠的“铁饭碗”“体制内”似乎又成为若干“有志”青年们追逐的目标。放眼望去，每年浩浩荡荡、有增无减的公务员考试大军就是一个有力的明证。效率低下，人员臃肿，管理落后，决策的随意化、非民主化，体制僵化，官本位，外行领导内行，论资排辈，人浮于事，搞不同身份制，同工不同酬，分配不合理等等，这些国有企业都有的弊端在出版界也迅速抬头并牢不可破。这几年，出版社虽在改革中“前进”，转了企又改了制，但打上计划体制、行政管理烙印的一整套管理制度基本依旧。出版社真正需要的人才进不来，不适合从事出版行业的人又难以出去。而已有的人才又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样的环境还谈什么活力与创造力呢？这样的制度环境下，生产的有效性就会大打折扣，图书大量库存、滞销不可避免。

　　我们在谈论数字出版时，不要为一部分人的好奇、追逐“新潮”而乱了阵脚，要坚信传统出版仍有可作为的时间和空间。

　　在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过的过渡时期，一部分读者、学者、专家、教授，因为看到了数字出版的优势，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用最具现代化气息的装备，成为了数字阅读与写作的急先锋。看着他们有点耸人听闻的聒噪，让你感觉到仿佛就在一夜之间，所有的人不再购买和阅读传统纸质出版物了。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数字出版确实是一场革命，是一个大趋势，但任何新生事物在取代“旧事物”时，总不会一帆风顺一路高歌向前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就给传统纸质出版留下了空间，甚至还是不小的空间。我一直对同事说，传统出版不要气馁，还有活路。首先从事实上看，各书城的实际销售及当当网等各大网店的销售，并没有因为数字出版的迅猛发展而直接导致纸质书销售的迅速下滑。相反，倒有几个例子证明数字电子书的销售并非有些人想象的那样乐观。据报道，当当网这几年投资500万建立电子书销售平台，而近年的实际销售收入也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美国亚马逊电子书的销售也传来经过几年的迅猛增长之后增速放缓的讯息。著名出版机构阿歇特的新任CEO近日也发表声明，说传统出版仍大有可为。从国内有关数据报道来看，儿童书的出版与销售还增长很快，连连节节攀升。而好的优质纸质出版物，依然是众多喜爱书的读者竞相购买的对象。

　　如今的数字化阅读还处于以休闲、娱乐为特征的“浅阅读”阶段，其向深度阅读的转变尚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一方面是阅读习惯的转变和养成需要时间，另一方面，技术的革新与完善也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这就注定了传统出版与同数字化出版两者之间，有一个相互竞争的过程。相比较传统纸质出版，数字出版的优势显而易见。但反过来看，相比较数字出版，传统出版的优势也日益被激发出来，从而焕发出独特的魅力。有读者就喜欢那种纸质新书散发出的诱人墨香味，有读者就是喜欢在茶余饭后拿起一本喜爱的书随意随性阅读，并在纸上随意勾画。有读者为了装点他的书房，宁愿购买那些纸质的皇皇巨著打点精神的门面，以保持与那些“优秀头脑”之间的暧昧气息。这是数字出版一时无法达到的。更何况，我们的传统出版远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如，精美绝伦的设计，与人有一种天然亲近的优质纸张的选用，优雅的装订，精致的印刷等等，这些国内书业在这些方面存在的由来已久的差距，你翻看一下港台及日本的书就会立马感觉到了。品质高贵的思想穿上高雅漂亮的外衣，你还怕没有读者青睐吗？

[时间：2013-03-14  作者：李又顺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