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

　　论媒体

　　媒体就是要在人的心里圈一块地来深耕细种。圈得越大，耕得越深，媒体就越有影响力，越有价值。

　　别的文化类企业以研究媒介技术为先手，而我们是以研究人群需求为基础，用多种媒介去满足人群的需求，这是中南和其他文化企业的最大区别。

　　我一直认为，出版界还有一次大的地震一定要到来，什么时候到来？国家什么时候宣布教育数字化，什么时候地震就来了。

　　中国文化产业没有疗毒式自省和颠覆式重构，是不可能长足发展的，因为中国还没有真正成熟的文化企业家。

　　我是从怎么样不死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不是从怎么样牛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

　　要么干，还有百分之一、百分之十的希望；别人干了，你就只有等死。

　　这两年文化产业呼声的确比较高，其实能力比较弱，不是一个强势产业，不适合抬得很高。未来的路也不明晰，还在探路，还没到乐观的时候——我们只是在春天播种，还不知道后面有多少风雨。

　　文化产业还没到乐观的时候

　　记者：在外界看来，无论中南传媒还是您个人都已经做得很成功了，为什么会认为从公司业态到整个中国的文化产业都需要反思和重构，甚至以为包括自己在内的文化企业家群体“不成熟”呢？

　　龚曙光：就是在年度经济人物颁奖活动上受的触动。我去年也作为文化企业代表站到过这个领奖台上，和今年这些得奖的商业领袖比，我所在的行业并不比他们小，但我的企业太微不足道了。我怎么跟王健林比呢？怎么跟马云比呢？不能说文化产业就一定比房地产行业小，比百货业小，但是客观现实是，人家王健林、马云做到了一千亿、一万亿，我们现在只有一百多亿，就这么简单。

　　有产业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企业、企业家的。因为马云是无中生有的，他没有历史平台，就因为做了这么一个网站，是因为有马云才有了一个代表性的平台，有这么一个产业。为什么中国没有一千亿、一万亿的文化企业？就是因为没有马云这样的文化企业家。

　　王健林今年在这个舞台上说了一句很大的话：万达在任何一个领域都要做中国的第一、甚至是世界的第一。他谈的是收购AMC这件事，这就意味着当万达瞄准文化产业的时候，他已经瞄准了要做中国第一乃至世界第一。也许中国的文化产业就会因为王健林而出现千亿、万亿企业。我们在理念上必须要和这些一流的企业家接轨了。

　　记者：很多人会说是体制机制的问题，是不同行业发展环境不同的问题——国有企业没有民营企业体制上那么灵活，文化类企业又比一般的国企受到更多政策限制。您怎么看？

　　龚曙光：你可以找一万个理由，但差距还是在那里摆着。也有国有企业，比如中粮、中船、中建为什么做大了呢？我还是认为是我们的文化企业家不如人家。有太多的日常事务困在这个圈子里的时候，人很难有战略思维。所以我想明年如果可能的话，我能和企业日常管理脱节，甚至离开董事长这个位置一段时间，去国外看看那些成功的文化企业。中国现在的文化产业，包括我自己这一摊子，需要改变思维、重新创业。我们都连续高速增长了五六年了，业态也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这两年文化产业呼声的确比较高，其实能力比较弱，不是一个强势产业，不适合抬得很高。另外未来的路也还是不明晰，还在探路，还没到乐观的时候——我们只是在春天播种，还不知道后面有多少风雨。

　　在人心里跑马圈地

　　记者：您之前就提出，媒体就是在要人心里圈一块地去深耕细种。今年广告行业整体不景气，您的那块“地”有没有新的耕法？

　　龚曙光：我刚刚办《潇湘晨报》的时候就提出，报纸的重要性就在于能在人心中圈多大的一块地。除了心灵圈地，我提出报纸的经营就是“社区保姆”。如果发行仅仅只是发行自己的报纸，永远都做不好，永远都有征订的困难、退订的困扰。只有当发行成为社区的保姆——不仅仅是报纸、杂志的征订和配送者，而是进入居民生活最后一公里配送范围的保姆、管家，征订就不是问题。如果每天为你的客户送牛奶、矿泉水，帮客户订份报纸哪里算个难事呢？

　　今年纸媒的广告普遍有下降，但《潇湘晨报》比去年同期广告增长一千万，总体上一个多亿左右的利润。第一我们是当地的第一媒体，影响力上有优势；第二广告业务结构比一般报纸要好，尽管地产和汽车比重也大，但没有过度依赖，地产广告占比最多的时候也就50%。

　　更重要的是广告之外我们还有新的盈利点，抗跌性比较好。我认为纸媒的价值不仅仅是由广告来实现的，广告也就占到40-45%。当然，上面这些举措并不一定就能拯救纸媒。但是在纸媒遭遇非本质性的压力的时候，肯定是有效的。所谓本质性的压力，比如数字媒体带来的人群转移，报纸没有读者了，就是本质性的。这一轮广告需求的下跌，是经济周期带来的，不是本质性灾难。

　　但这一轮经济上的危机很有可能加速纸媒消亡的节奏。我估计如果明年房地产广告不回暖、汽车等几个行业广告持续衰退的话，一些弱势的纸媒可能就会被迫控制发行规模，一些就会亏损甚至办不下去。不过，对于城市的第一纸媒，状态总会好一些。

　　记者：在市场定位上，中南传媒也圈了四块“地”，圈这些地的依据是什么？

　　龚曙光：传统出版集团对教材、教辅的依赖太大，对单一图书依赖太大，必然走向萎缩、衰败，这是一个凤凰涅槃的过程。我们必须进行业态改造，从单一图书出版转向多介质的传媒出版集团。我们的产品必须在对特定市场和特定读者进行研究，关注社会生活中五、六个特殊人群。我们从改制上市开始，就锁定战略，有所为有所不为。只有对某几类人研究透了，才能提供这几类人最需要的产品。没有人能吊儿郎当做出的一个产品就成为别人的首选。

　　别的文化类企业可能以研究媒介技术为先手，去满足所有人群的需求，而我们是以研究目标人群为基础，用多种媒介去满足目标人群的需求。这是我们和中国几乎所有文化类企业的区别。我们会花很多钱去做调研，研究某一个目标人群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产品需求，然后围绕他的需求，让会做报纸的人做报纸，会做刊物的人做刊物，会做图书的人做图书，但是我们的核心资源——对这一类人群的研究是别人没办法来竞争的。

　　我们目前锁定了的四大目标人群，就是以学生为主体0-25岁的青少年受众群、以离退休人员为主体的55岁以上的中老龄受众群、以白领金领、公务员和城市妇女为主体的城市动力受众群、以城镇居民为主体的湖南受众群。如果要加上一个我们新关注的人群，就是对中国读物、中国文化有兴趣的散布在全世界的国际人群。短时期以内中南传媒的目标人群就是这些人，中南传媒的整个战略是围绕这几个人群展开的。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是影响力，我们要做的是影响力经济。因此，我们能做的，就是通过几大平台的建立形成影响力，利用影响力形成多元产业。比方说，我要用全介质来做教育平台，以数字技术为核心来做支撑，整合图书、报纸、杂志、电视、网站，作为一个全媒介的教育平台；比如说我通过报纸、杂志、网络形成对老年人的影响力，再来做老年旅游、老龄购物、养老管理。

　　中国出版业将迎来一次大变革

　　记者：目前国有出版集团的利润主要来自教材出版，中南传媒与华为推广的电子书包如果发展起来，不是会把出版集团主要的盈利来源颠覆掉吗？

　　龚曙光：对。我一直认为，出版界还有一次大的地震一定要到来，什么时候到来？就是这个时候。国家什么时候宣布教育数字化，什么时候中国的学生开始不再用纸质的课本，就意味着中国出版业的地震开始了，一大批出版社会死掉。学生的数字化进程会反推整个社会阅读习惯的改变。当孩子一天到晚拿个数字终端学习、娱乐时，会带动整个家庭的使用习惯改变。目前是成人带动教育数字化的进程，一旦确定，就变成反向带动。而且孩子一定会是一辈子的阅读习惯的改变，今后的孩子可能连纸质书是什么都没有概念。

[时间：2012-12-31  来源：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