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的时刻。快速稳定增长的引擎正在发生转变,出口与投资需求扩张受到国际国内多种因素的制约。瞭望东方周刊发表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文章表示,2008年以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出台的积极财政政策仍将具有一定的惯性,假如仅仅依靠财政支出扩张,难以保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十八大后中国需要加快税制改革步伐,融财政政策选择与税制改革为一体,以便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应从扩大支出转为进一步落实减税政策
文章称,中国2008年以来一直强调“结构性减税”。在现实中,财政政策工具的选择采取了收支并用的策略。
十八大之后,“稳增长”不能走老路。政府的所作所为应转向尊重市场力量,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扩大支出刺激市场需求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扩大支出也有诸多不利之处。支出受益面可能存在不均,结果可能是市场中强者得到更多的资源,而弱者得到较少的资源或什么也没获得,尤其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这是不能继续采取扩大支出政策的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是扩大支出规模必然要借助于政府投资项目,这么做也可能导致政府行政审批权限的扩大并带来体制性复归的问题。
原因之三是扩大支出规模或意味着债务融资规模的扩大,或意味着财政收入的增加。从当前中国情况来看,政府举债仍有空间,但由于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仍未得到合理的解决,地方债从某种程度上看仍有向中央转嫁的可能。这样,扩大债务规模势必增添未来财政风险的不确定性。
原因之四是如果依靠增加财政收入的方式来扩大支出,那么这会给处于不确定性状态的经济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给已陷入困境的企业雪上加霜。
不宜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不等于财政支出政策不能有所作为。财政支出结构调整仍可发挥积极作用。通过财政支出结构优化,增加公共服务投入,如扩大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支出,就可以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释放出更多的消费需求,为经济增长提供最为根本的支撑。
与此同时,减少包括税收在内的财政收入是积极财政政策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减收最终会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减收不仅包括减税,还包括非税收入如收费和基金等的削减。减收可以减轻企业负担,从而让企业轻松上阵,增强企业活力。
减收势必增加财政压力,但减税收益也显而易见。企业竞争力的增强,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最终会在带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促进财政收入的增加。
减税规模应有多大
文章指出,从当前的情况来看,中国一年减税空间应在5000亿元以上。2011年,全国税收总收入为89720.31亿元,比上年增加16509.52亿元,同比增长22.6%。
税收收入维持较快增长速度并不鲜见。2010年全国税收收入为73202亿元,同比增长23%。2004~2011年,税收增幅分别超GDP10.6%、8.7%、7%、20.7%、9.2%、0.6 %、12.7%和13.4%,其中除了2009年因遭遇国际金融危机,税收收入增幅严重下滑之外,其他年份均保持了较快增速,平均每年超幅达到10%。
可以看出,近些年税收收入预算数的增幅与GDP增速一致。只要税收收入完成预算,预算支出安排就没有任何问题。那么,税收超GDP增长部分就可大致视为减税空间。也就是说,如果经济保持正常增速,那么减税空间的高限大约为税收收入的10%,即税收增幅超过GDP增速的平均幅度。
2012年,预算安排的税收收入为98289亿元,同比增长9%;2012年GDP计划增长7.5%,税收增幅超GDP增长速度1.5%,按照10%的减税额度,减税空间的高限仍有8.5%。按此推算,2012年减税的高限大约为8300亿元。如果考虑到2012年以来税收收入增幅下降的事实,按保守估计,即按减税空间5%计算,2012年减税的低限仍可达5000亿元左右。
十八大后,结构性减税有必要转为全面减税。在积极财政政策背景下,所有增税措施暂时都不宜出台,即使是以节能减排和收入分配名义出台的增税措施也不宜出台。
减税如果能够与减费、减少基金收入等措施结合在一起,那么政府减收规模一年就有可能达到1万亿元。这涉及的问题不仅包括税制完善,也涉及政府收入体系再造问题。收费、政府性基金的征收和征税一样,是会上瘾的。去瘾很难。况且,收费和基金往往已成为某些地方或某些部门可以自由支配的财力,要去除不合理的收费必然要动某些既得利益部门的奶酪。
减税难度不小。世界税制改革经验表明,即使是以减税为主旋律的税制改革,也必须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基本稳定。减税可与国有经济结构调整联系起来。部分国有经济收入可弥补因减税所可能导致的可支配财力不足;减税可与政府预算改革联系起来,进一步增加预算透明度,以提高财政资金效率;减税还可与政府支出结构调整联系起来,一些阶段性的支出任务到期就要停止,从而为减税争取更大的空间。
[时间:2012-12-19 来源:中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