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

　　集团运作的问题

　　在中国，出版集团的兴起是最近十年文化体制改革的新事物。有关出版集团的运作，我们主要考察了培生集团。英国培生是国际出版业的巨头，旗下的教育集团更是全球最大的教育出版集团。有关人员给我们介绍的情况很有启发。他说，培生教育集团有160多年的历史，是一个持续稳定的公司，作为英国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一，也有40年的历史，其中一些品牌比公司的历史更长，总共4万员工。他反复强调一个观点，即说培生是一个稳定的公司其实是一个误导。实际上，培生是在迅速变化的，是求变的，在某种程度上，培生是全球最大的公司，但这个定义并不适合培生未来的状态，说清这一点非常必要。按有关人士的介绍，培生教育当前以及未来发展主要是三个方向。

　　业务的混合性

　　培生教育更多的是混合性业务。去年总收入的2/3是过去十五年没有的公司创造的。这可能是英国上市公司中最大的上市公司新业务。这些变化体现了培生要做足全球最大的教育资源的意愿。它在高等教育、中小学教育、英语教育、专业出版、考试测评和网络教育等众多领域居全球之首，帮助全球1亿多人接受教育与培训。

　　地理位置的覆盖

　　培生是非常国际化的公司。《金融时报》介绍其有遍布全球的商务活动。培生以国际化的商务活动作为全球业务的核心，而重点是教育领域的全球推广，以服务与产品相结合，在投资并购与自主性生长两个方面并重，他们的国际化精力把重点放在中国、巴西和印度等新兴国家进行，他们认为这些是他们的新商业，比如在中国投资语言学校，在南非投资语言大学。这几国占培生销售的10%，过去15年是双倍的增长，占员工25%。这体现了未来的投资方向。在中国员工超过4000人，这在历史上是首次超过英国本土员工。培生的国际业务连续九年实现增长。

　　数字出版的转型

　　英国出版业从纸质印刷到数字出版的转型，速度超过我们的想象，也包括英国出版人自身的想象。培生公司高度重视数字化转型，十多年前这个集团就在学术与专业出版物方面率先采纳数字平台，目前仍是该领域的领跑者。过去五年数字出版业务增长很快，在销售总额中占比近30%，近20亿英镑。《金融时报》的里程碑成就是，该报数字版超过纸质版。其教育公司有超过5000万学生用现代学习方式学习，也就是在线学习方式。数字内容服务上今年超过纸质出版。过去五年对数字化的投入达40亿英镑。公司整体这种变化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他们还希望通过合作来了解这些变化对行业的影响。越是成熟的市场两种阅读产品的分化越明显，越成熟的市场纸质书受到的挑战越大。

　　英国是一个文化传播力很强的国家，从培生的这三点看每一点都体现了英国出版的文化作为，也堪称成熟的经验。培生集团预测，其未来增长主要来自数字业务与国际业务。在对其他出版机构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他们也都特别注意这两点，尤其注重在新兴国家中发展，剑桥、牛津都重视这些新兴市场。这值得中国出版业尤其是上市公司借鉴。中国的上市公司如何做强做大，都会遇到这三个问题。中国出版业尤其是上市公司要开拓新业务，培生教育集团提供的经验是，这个新业务要比与出版业相关的业务更适宜，我们国内有的上市公司试图通过别的无关联业务来做，看来是有风险的；中国的出版业要走向世界，但目前中国出版业走向世界还停留在低级阶段，即产品输出的阶段，到国外去建公司或兼并重组还没有破题。中国的出版业要数字化转型。中国作为一个市场化程度越来越成熟的国家，纸质书受到的挑战会越来越明显，必须主动重视数字化，培生提供的经验是依靠自己的优势来实现数字出版的转化，而不是去拉一个别的内容来另起炉灶做数字出版。

　　出版业向数字化的转型

　　我们在前面简要谈到集团化背景下的数字出版问题，但很有必要在此做一番更全面的深入了解。首先要明确的是，不要孤立地谈数字出版，不要仅仅把数字出版作为一种技术手段来看，通过对几家出版业的考察，我们觉得英国出版商协会2011年的一个判断是准确的，即英国出版业正处在数字化转型中，数字业务普遍表现良好，而非数字化业务则表现欠佳。这表明，一个切实的数字出版时代正在向我们走来。出版确实面临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而英国出版业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在英国考察的结论是，数字出版的革命正在给出版业带来深刻的巨变和前所不遇的改变。

　　数字出版与纸质出版

　　谈数字出版总是与纸质出版相对而言的。纸质出版是数字出版的逻辑起点。数字出版是对纸质出版的革命。出版永远是技术革命的产物。纸质出版物是印刷革命的产物，数字出版则是信息技术革命的产物。传统印刷由出版业的全部技术支撑，变成了只是一种模式。换句话说，传统出版由原来的一种印刷模式变成了多种模式，由此产生质变。那么，纸质书的前景到底如何，可通过英国这样一些事例来看：大英百科今年4月宣布不再印纸质版；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印刷厂于2011年年底关闭，而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印刷厂在1989年就已关闭。为何关闭印刷厂，我曾面对面地问过剑桥大学出版社的首席执行官Peter Phillips，他这样回答，一是数字化提高；二是交到市场上去印刷，没必要在剑桥自办印刷厂；三是把精力从书的印刷上改为把精力与资源放在内容上。这个回答很精辟，揭示了新出版与纸质出版各自的命运。英国出版商协会提供的数据表明，英国整个出版业的销量是下降的，去年下降2%，但数字出版是增长的，达54%，占总收入的8%。英国的出版者感到，物理书店与地面书店就是我们所说的实体书店的减少，增加了他们线上销售的责任。

　　数字出版的形式与内容

　　数字出版的主要形式或载体，在英国，一是以电子书为代表的阅读器终端，二是非电子书即在线形式的作品，提供这两种作品支撑的是数据库，其他还有电子商务等形式。在英国电子书更流行，主流的电子书占到全部出版销售的20%。在英国数字出版的主要收入来自电子书。对于电子书，英国有关人士的分析是，英国的电子书正当行，美国的电子书扩张减缓，新兴市场的增长正在形成，新设备的推出将起到刺激作用。在线产品更应引起重视，牛津大学出版社打造了资源庞大的“线上学术专著平台”，剑桥大学出版社也建成了面向其他学术出版商的电子书与数字内容整合平台。适应这种变化进行机构调整，剑桥大学出版社最大的部门是技术部，就是为了适应并试图主导这种变化。

　　数字出版的进程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期刊的数字处理就已经出现，数字出版首先出现在期刊领域。英国是较早出现这一领域的。然后出现在学术著作领域。之后出现在教育与考试系统。如培生教育集团就把下一步的方向定在教育软件与学校管理系统，与苹果合作教科书。大众出版也开始与数字出版结缘，这大概是数字出版成型的一个标志，像牛津这样的大学出版社在大众出版方面也实现了电子书与纸质书持平。英国出版人的理解是，数字出版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发展，在学术出版领域已成气候，而学术出版的不同的细分领域也有不同的需求，在大众出版方面数字化正在形成。

　　数字出版的模式

　　这是数字出版的重点之一。英国已经形成了数字出版的一系列模式。像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二次销售”模式，即对已往纸质工具书进行数据化集成，由于其检索功能大大优于纸质书而实现“二次销售”。2011年其纸质工具书收入比例降为12%，数字化工具书则上升到88%。再就赢利模式而言，开发者、出版商与消费者的意愿是不同的，开发者、出版商要实现利润，消费者则要求尽可能少地付费或免费，这样就要在付费与免费之间找到出路，在免费的基础上付费，即留下一部分最关键的内容让人去订阅与付费阅读。这是英国数字出版通常采用的赢利模式。

　　数字出版的人才

　　数字出版的人才有两类，一是本土的，即本公司的，二是外来的。在出版社把自己定位为承担纸质出版与数字出版的双重任务时，就要建立编辑团队与数字团队，数字团队从编辑获得内容时就开始介入。技术团队理解编辑和内容是十分重要的，不然就不好办。比如，对于格式Formant的确定，是用完整图书PDF还是用碎片化XML的处理，既取决于市场的需求，也取决于内部编辑团队与技术团队员工的理解与技能。这样对传统出版社人员的改造就是必须的。剑桥大学出版社有关人员说，英国大部分出版社的编辑是在纸质时代做起来的，他们对员工的技能进行了调整与培训，以适应数字时代的要求。即使这样，能够获取内容的编辑对于大学出版社仍然是重要的。

　　数字出版的质量问题

　　数字出版有没有质量的命题，回答是肯定的。在自媒体的时代，数字出版的质量更显重要。

　　培生教育集团有关人士在谈到数字出版时强调，出版社做数字出版的优势，在于对内容的审核与把握，并提供更多的服务，以及文献的发现与获取能力最大化。F and F出版社的一位数字出版中心主任也说到，要以非图书形式去挖掘更多的价值，如他们请42位演员朗读出来的莎士比亚诗歌，替业内出版社做数字转化。牛津大学的有关人员也提到一个问题：要发掘数字出版中的附加价值，我们有什么是作者做不到的。出版社要在连续性、准确性、更新性与权威性方面构筑自己的优势。剑桥与牛津也一直以自己获取全球最高水平的内容为号召力。如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牛津英语辞典》是19世纪后半叶以来的权威产品，该社2004年推出在线版本，并将相关的工具书数字化后组合成“资源中心”。这是其他作者与机构难以做到的。这些出版商所拥有的优势决定了数字出版的质量，这就是数字时代出版商的价值。

　　纸质出版何处去

　　还得再回到数字出版与纸质出版的命题，数字出版时代纸质出版物怎么办？用牛津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总监Mandy Hill的话说，纸质出版物还不是完全没有希望，并未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第一，完成数字时代的使命尚需时日。数字出版进程已经十几年，目前占有的市场份额在发达国家已经达20%左右，像剑桥大学出版社这样在数字出版领先的出版机构，纸质出版物与数字出版产品平分天下。但是要让数字产品完全取代纸质出版物，还为时过早，这也正是传统纸质出版物的空间，不过这个空间会越来越小。

　　第二，纸质出版物还会与数字出版同时发展。英国一些出版社的做法是，先出数字版，再出纸质版图书。有的销售商像亚马逊等对剑桥版图书是希望他们同时出版数字版与纸质版。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有关人员说，从现在开始对作品的数字出版与纸质出版同时进行是一个好的决定。这句话可能是从数字出版角度说，但我们从反过来的角度说也是成立的。用英国出版业人士的话说是，当你这本书决定用数字出版方式时如何确定纸质书的命运。

　　第三，纸质出版物会向有别于数字出版的方向转变。如培生负责数字出版的人士就说到，纸质出版会向更漂亮更贵的礼品书演变。国内也有同行说到：能不能做出一些电子书无法取代的书呢？循着这样的思路，这个编辑做了一本《夜·色》，后来成了礼品书。他说，书出来，它的美丽、它的质感、它的功能都是电子书无法企及的。这可以说是中外编辑应对数字出版思考的殊途同归。

[时间：2012-11-30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