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版印技术

　　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云南少数民族，在制作当地盛行的模印梵、汉文砖瓦，以及雕刻业火葬墓梵文经咒碑幢的过程中，无意中为我国版印技术的发明奠定了萌发的基础，提供了滋生的土壤。毫不夸饰地说，云南古代民族是我国印刷术起源的奠基者，他们对华夏文明所做的巨大贡献永远值得赞誉和载入史册。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一大发明，这是世界早已公认的。那么我国的印刷术最早起源于何时、何地，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氛围中产生的？这正是我在本文中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我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版印技术肇始于南诏中、晚期至大理国初（即公元8世纪末至10世纪初叶），起源地即今洱海区域，最早形成于当地民间有字砖瓦生产的手工作坊。

　　有关版印技术起源的争议

　　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有无印刷业，这是我国史学界和考古学界都很关注的学术问题。因为目前学术界在我国印刷业的起源及其发展历程的研究中，往往要提到唐宋时期云南的印刷业。因此，有关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有无印刷术，唐代剑南西川节度使辖地是否为我国（也是世界上）印刷术最早的起源地，大理国时期的《佛说长寿命经》究竟为版印还是写本经卷等问题，自然就成为学术界争议的主要焦点。学术界有争论是很正常的，尤其印刷术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之一，有不同看法，甚至长时间的争议而难下结论，这只会对解决悬而未决的学术问题更为有利，而不会使其更加复杂化。在此我先谈对上述问题的初步看法，然后再讨论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有无印刷术，以及它和中国印刷术起源的相关问题。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理地区先后发现过几批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出土文物，诸如大理崇圣寺三塔、弘圣寺塔、佛图寺塔、洱源三营火焰山塔及凤仪北汤天董氏宗祠等。其中重要文物有纸本、绢本佛经和各种质地的佛教造像、塔模及法器等。在大量纸本佛经中，我们又特别关注其所用纸张是否为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产的柘皮纸，以及除写本经卷外，有无版印佛经。

　　经初步查证，已发现的大理纸质佛经中，除部分破损严重无法辨认外，大部分为写本经，只有少量为版印件，其中有大理国时期的，也有部分为元代遗物。元代有纪年的版印件，如凤仪北汤天董氏宗祠发现元仁宗延祐五年的《大华严方广普贤灭罪称赞佛名宝忏经》，其落款题记为“中庆路清凉山报国禅寺沙门自周述”；佛图寺塔出有元惠宗至正四年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其题记为“苍山僧人赵庆刊造”等。也就是说，从现有的出土文物看，目前云南还未发现过南诏时期的版印佛经，也许当时还未出现印刷术，或者已有印刷术，尚未用于佛经刊印。大理地区的印刷业大致形成于大理国时期，至元代中、晚期才逐渐成熟。鉴于上述情况，目前学术界对南诏大理国印刷业的形成时间大致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南诏时期云南还未出现版印技术，至大理国晚期或元代由于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云南才形成当地的印刷业；另一种意见认为，目前尚未发现有明确纪年的大理国刻本佛经（元代的倒不少），因此云南印刷业是否形成于大理国晚期，还有待于对已有刻本佛经做进一步研究，并期待用将来的考古新发现证实。比较稳妥的说法，还是将云南出现印刷业的时间定在元代为好。

　　坦率地说，我不大同意以上两种看法。我认为南诏晚期至大理国初，云南已有自己的印刷业，不过这种印刷技术一直停留在印刷业的早期阶段版印生产，而不是我国内地宋代以来印刷业成熟阶段的活字印刷。至于有明确纪年的南诏大理国印刷品目前在云南尚未出现，那是因为早期刻本佛经数量较少，或因年代久远多朽坏残缺（有的仅存经轴），现已无法辨认。但是，我们通过残存部分的纸质、字迹、经文布局及版式结构等特征，再用考古学常用的类型比较法，同样可以确定它们的时代和版式（亦即写本或刻本）。而且在目前大家公认的无纪年刻本佛经中，已经能够区分出部分为大理国遗物；或者有纪年的大理国写本佛经中，同样能区分出部分为大理国刻本佛经。

　　中国版印技术的起源地 云南大理地区

　　我认为南诏晚期至大理国初，云南从大理地区到楚雄、昆明等地已出现版印技术。主要根据有以下几点：

　　关于唐代民间私印和剑南西川节度使。据《全唐文》卷624载，唐文宗大和九年（南诏丰祐保和十二年，公元835年），唐朝剑南官员冯宿奏禁版印日历云：“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两川（按：即唐剑南节度使属下的东、西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这是冯宿在四川为官时向朝廷上的一道奏疏，而且已得到皇帝的允准。文中所奏禁止剑南两川等地民间私印日历一事，这是目前有关我国印刷术的最早记载。

　　那么，这一时期，剑南西川节度使的辖区与云南的关系如何呢？唐代初、中期，剑南西川节度使辖区一直包括今云南北部的姚州和嶲州都督府领地。也就是说，今四川西昌地区（此地古名会川或建昌府，直至清末一直属于云南省管辖）以南，至云南的祥云、姚安、大姚、永仁、永胜、宁蒗、华坪等地，均为唐朝剑南西川节度使的直接管辖区，其所属州县官吏亦由唐朝派出，如张虔陀任姚州云南（祥云）都督、郑回为嶲州西泸令等，皆其例。自天宝战争后（唐玄宗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南诏北臣吐蕃，上述地区虽为南诏、吐蕃分别占领，但至南诏异牟寻与唐朝重归于好后（唐德宗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大渡河以南的嶲州、姚州等地虽仍为南诏领地，但当地民间自由往来从未中断过。尤其是贞元十年南诏和唐朝重新和好后，唐剑南西川节度司署专设“云南安抚司”机构，并有唐廷颁发的印信，令其专门管理南诏事务，这样今四川和云南的联系就更为密切了。因此，前述冯宿奏文中所禁民间私印日历的范围，无疑也包括云南北部甚至中部地区。此奏疏中明确指出：“每岁司天台还未奏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可见此版印日历乃民间私印所为，而且流传范围甚广，数量自然也不会太少。因为日历与其他书籍、文稿不同，其销量十分巨大。也正因为印数多，版印技术也并不太复杂，而且利润却相当丰厚，因此民间私印之风特盛，政府才不得不下令禁止。说明唐代后期云南北部及中部地区（因为当地使用的历法与内地相同）不仅有版印日历流传，而且数量也不会太少。这对南诏印刷业的产生与发展不会没有影响。我颇怀疑，当时南诏民间也有私印日历以牟取暴利者，甚至不乏“有乖敬授之道”者。因为在此禁令之前，云南民间已有版印技术的流传。对此，可从下面几个方面进行考证。

　　南诏的有字砖瓦与版印技术。其实，版印技术在云南南诏后期早已经出现，大理国时期更加盛行。只是我们最初看到的“印刷品”不是印在易朽坏的纸张上，而是印在不易破损的砖瓦表面。考古学上习惯称此类南诏大理国时期特有的砖瓦为“有字瓦”或“有字砖”。此类砖瓦大多出自当时云南的大型建筑物上，如官署、寺庙、宫苑、砖塔等。尤其大理地区出土更多，楚雄、姚安等地次之，滇池区域除昆明、澄江外，其余地方尚未发现。现以有字砖为例，简述它和版印技术起源的密切关系。

　　1974年夏，云南省博物馆文物队在洱源县三营火焰山发现一座大理国时期的砖塔基址。山顶部到处散落着残砖碎石，塔砖的一面为素面，另一面多模印梵、汉两种文字，梵文无识，汉文右行为“大宝七年岁次乙亥正月十五日”，左行为“大宝皇帝及施主法界有情”（“大宝”为大理国17代王段正兴纪年，大宝七年为公元1155年），在两行汉文间，布满佛教图画和梵文经咒。我们在塔基废墟中捡到几块较完整的有字砖，发现每一块砖面上的梵汉文字和图画内容以及布局形式大都相同，显然是在同一时期、同一砖厂，用同一种（至多不超过两种）木刻印模，在未焙烧前的砖坯上压印而成的。据当地村民说，此塔是1966年“文革”初期被人为拆除的，塔砖上多有文字和图画。他们还说，我们在塔基遗址中捡的那块不完整，完整的大多在三营小学院内作铺地砖用。我们立即赶到三营小学院内一看，整个小学院内铺的全是火焰山塔上的这种有字砖，为了美观，他们将有文字图画的一面全部向上，以致“琳琅满目”、“庭院生辉”。

　　1975年，大姚县在维修该县南诏建筑晋照寺塔（又名“大姚白塔”）时，在塔顶堆置部分原建造时多余的大型塔砖若干块，与清代同治年间维修该塔时的塔砖完全不同。砖面一侧也有模印的梵、汉两种文字和佛教图画，其中汉文为“无垢净光咒”数字。有字砖发现最多的，是大理城西南的南诏建筑弘圣寺塔（又名“一塔寺”）。塔砖大小规格不一，其上模印的梵、汉两种文字亦有区别。其中汉文有“无垢净光陀罗尼”、“如意宝珠咒”、“四天王增长寿命咒”、“大吉祥天女说增长财物益粮咒”等，其余全部为梵文；也有的砖面无一汉字，整篇都是梵文，四周还有整齐的边框线。

　　大理地区碑幢上的梵文经咒。南诏大理国时期，由于云南佛教逐步兴盛，火葬墓数量亦随之增多。当时火葬习俗几乎成为云南少数民族的通用葬式，尤其是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均较发达的“白蛮”开始由土葬改为火葬后，在其新建的火葬墓上，自然和原有的土葬砖室墓一样，少不了树碑立传。此碑幢和有字砖相同，均刻有汉文题记和梵文经咒，中间也夹杂有佛教神祇图像，如“南无尊胜大佛母”等。而主持火葬仪式和书写、绘制梵、汉文字及各种神祇图像者，又大都是当时民间以超度死者为业的密教阿叱叻僧人所为。如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一《云南府风俗》云：“僧有二种，居山寺者曰净戒，居家室者曰阿叱叻。”此类阿叱叻僧人一般不脱离生产，也多有妻室儿女。人死后，都得请阿叱叻僧诵经和书写梵、汉文经咒，并主持民间火葬仪式。又如万历《云南通志》卷四《镇南州风俗》载：“人死，则置棺于中堂，请阿叱叻僧遍咒三日，焚于野，取其骨贴以金箔，书（梵文）经咒其上，以瓷瓶盛而瘗之。”这些民间“居家室”的阿叱叻僧人一般都没有多少文化，不仅不懂梵文，连汉文化水平也相当有限，但他们人人都以超度死者和主持火葬仪式为主业，又必须要书写梵、汉文经咒，于是每人都要保存一些不同种类和不同用途、格式的梵、汉经咒的样本（类似近代的农村应用文之类），使用时照抄一份即可，只是将不同死者的姓名等更改一下了事。因为此类应用文样本的需求量很大，于是就有人在这方面打主意，将此文本包括图像和版印日历及有字砖瓦一样，先反刻在木板上（也有的先将写好的正文底稿反贴在木板上，然后再刻制更方便），用此雕版墨印多份文本向阿叱叻僧出售，从中牟利。阿叱叻僧得此文本后，汉文根据不同用途照抄一般不会出错，梵文经咒则照猫画虎、一字不动地抄写在碑幢上，由石工刻制。正确与否也无所谓，反正民间谁也不认识梵文，大模样像就行了。因此，大理地区火葬墓碑、墓幢上缺胳膊少腿的梵文经咒俯拾即是，以致不能通读。正如方国瑜先生说，抗日战争时期，他的一位朋友、美籍捷克人霍华德先生在西南联大任教授，此人精通梵文，据说他看了大理地区喜洲弘圭山等地火葬墓上的梵文碑幢，几乎没有一块是正确的。这也难怪，一些根本不懂梵文，又要书写梵文用以超度死人为业的民间阿叱叻僧，他们都是按照版印文本勾摹的梵文经咒，不出差错才怪呢！

　　《佛说长寿命经》是版印还是写本。大理国时期《佛说长寿命经》是否为版印佛经及其相关问题，也能证实大理国肯定已有版印技术的存在。《佛说长寿命经》是1956年大理凤仪镇北汤天董氏宗祠中发现的大理国经卷之一，现存云南省博物馆。张秀民先生将此经卷定为大理国时期的木刻版印本（参见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李晓岑先生认为是“误定，该经卷应为写经”（参见李晓岑：《白族的科学与文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但文中既未说明“误定”的原因，也不曾说“应为写经”的根据是什么。我的看法是，《佛说长寿命经》为大理国时期的版印经卷，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佛说长寿命经》（以下简称《长寿经》）的文字风格及其结构。细观《长寿经》的文字，很明显是由前后截然不同的两部分组成。前半部分为《长寿经》原文，后半部分为敬奉佛经者书写的发愿文。因为发愿文的篇幅较短，但内容及书写格式却很重要。故将其全文照录于后（文中的标点为引者所加）：

　　“谨具奉佛：祈祥弟子董圆通鼎、助道春姐资为幼男延寿、郁女妙清、堂亲董金刚梁、私下奴成及牛马六畜等。伏愿紫云荫下，四百四病而不侵；智炬光中，三毒三灾而除净。祛疾病于他方，求禄命以延长。追为慈妣亡人王氏金鸣贵、故姐董氏药师羌等魂神往净邦，识归乐土，情与无情，共成佛道。”

　　如果我们再详细观察《长寿经》的纸张结构、文字风格及布局格式等特征，同样表现出前后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况：前半部分佛经原文用细密的淡黄蜡纸，文字规整，笔画均匀，刚劲有力，无错讹涂改，行距笔直，满行无一例外地均为17字，上下端皆有整齐的边框线；后半部分发愿文则为粗疏的灰白棉纸，书写随意，笔画不匀。且墨书中夹有朱文，行距不端正，满行字不等，文字上下端无边框线。很显然，《长寿经》的前后两部分并非同一时间、同一笔者书写而成，而且两者之间的粘接痕迹也清晰可见。鉴于上述现象，我的初步判断是：《长寿经》的前半部分经文为刻本版印而成，后半部分的发愿文则为手写体。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我的看法是，因佛教为大理国时期的国教，信仰者及礼佛、奉佛者甚多，上自国王下到一般平民大抵皆如此。因为社会上佛事活动频繁，对佛经的需求量也大，然而奉佛和发愿者不可能人人都有条件为佛祖“敬刊”和“敬造”一卷或一册佛经，于是善男信女们只能从市场上购买一卷现成的版印佛经（根据不同用途购买不同类型的佛经），然后在卷尾另粘接一纸书写发愿文，既省事、又省钱，同样能体现向佛祖“敬刊”或“敬奉”佛经的许愿，达到“祛疾病于他方，求禄命以延长”的目的，而且各个方面也都能说得过去。

　　大理国时期写本佛经和刻本佛经的明显差异。大理国写本和版印佛经是有明显区别的，一般不容易混淆。如凤仪镇北汤天董氏宗祠发现的写本佛经《通用启请仪轨》一卷，其卷尾题记为：“爰有佛弟子持明沙门释照明俗讳杨义隆，为幼男杨隆俊为己人为敬写诸佛、菩萨、金刚等启请业一百张一卷……时保天八年岁御丙辰九月十五日谨记。”并钤有“大理国印”，现藏云南省图书馆【按：“保天”为大理国16代王段正严（亦名段和誉）纪年，八年当宋高宗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又如20世纪40年代，吴乾就先生在大理下关发现一卷赵泰升于大理国时期写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尾题记为“大理国灌顶大阿左梨赵泰升敬造大般若经一部……时天开十九年癸未岁中秋望日大师段清奇识”，背面钤有“皇帝圣德丰载玄珠”及“灌顶阿左梨释智生为法界有情等敬造”印，现藏云南省博物馆【按：“天开”为大理国19代王段智祥纪年，十九年当宋宁宗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通过大理国时期《通用启请仪轨》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两部写本经卷，与版印《佛说长寿命经》的对比研究，两者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写本佛经的行距不规整，满行字数不固定，字体字形不规范，行书、草书、楷书混用，笔画粗细不均匀，尤其是多处错漏字处有填补、涂改、朱笔旁批及圈点符号较多，大大影响了佛经表面的整洁与美观。这些同一时期写本佛经的特点，在大理国时期的《佛说长寿命经》及《大方广佛华严经》等刻本经卷中是根本不存在的。

　　大理国与元代刻本佛经的比较。大理国时期，云南已有数量较多的版印佛经发现，这从凤仪北汤天董氏宗祠和大理佛图寺塔出土的佛经中已得到证实。如佛图寺塔出土的一卷《大方广佛华严经》，纸本，卷轴装，楷书，上下端均有边框线。长630厘米，宽30厘米。现存大理市博物馆。此卷佛经行距端直、均匀，满行17字（与前述《佛说长寿命经》同），字迹清晰，字体统一，无一涂改，更无错漏填补及旁批圈点。因系残卷，故未见纪年题记。但从其版式、字迹、纸张及行文等特征看，无疑是大理国时期的刻本佛经。又如与大理国刻本佛经同出于佛图寺塔的一册元代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同名《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刻本佛经，纸本，经折装，楷书，上下端均有边框线。每开宽10厘米，高30厘米，现存大理市博物馆。卷首有绵纸装裱的“童子拜观音图”，前五开绘“南无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会图”，卷尾题记为“苍山僧人赵庆刊造”。经文每开6行，满行17字，行距均匀、端直，字迹整洁、清晰。说明元代云南版印技术虽较大理国时期又有所提高（如图文并茂等），但从其纸质、版式、字迹、满行字数及版面清洁度看，仍然是一脉相承的。

　　云南版印技术的发展历程及特征

　　我们在探讨云南古代版印技术的起源、演变、成熟的发展历程中，以及云南古代民族对华夏文明所做的巨大贡献研究中，的确是有过许多深刻感受的，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点：

　　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少数民族在制作当地盛行的模印梵、汉文砖瓦，以及雕刻业火葬墓梵文经咒碑幢的过程中，无意中为我国版印技术的发明奠定了萌发的基础，提供了滋生的土壤。毫不夸饰地说，云南古代民族是我国印刷术起源的奠基者，他们对华夏文明所做的巨大贡献是永远值得赞誉和载入史册的。

　　前述《全唐文》载唐文宗太和九年冯宿奏禁剑南两川民间日历一事，很可能是唐剑南西川节度使所管辖的巂州及姚州等地少数民族所为。也就是唐德宗贞元十年唐蒙关系重归于好后，剑南西川节度使署新设的“云南安抚使”领地。因版印技术在当地民间流行已久，官方在少数民族地区又不便采取过激的、带有强制性的禁令。因此，我颇怀疑嶲州和姚州所属州县的百姓不仅是私印日历、从中牟利的积极参与者，也是这一违法活动的“乖敬授之道”者。因为在此禁令下达之前的近百年间，他们早已熟练地掌握了刻字模（甚至反刻字模）及版印等技术，只是当时的印刷品不是日历，而是建筑材料砖瓦上的梵、汉文字。

　　云南古代的版印业，大致形成于南诏晚期（最早不超过中期）至大理国初期，至大理国中期已相当盛兴。在此之前，当地虽有版印术，但大都模印在有字砖瓦的泥坯上。印模都是木制的，根据字数的多少，印模的大小亦有区别。大多数印模为反刻正印，印文看起来很顺眼；也有少量为正刻反印，印出的文字很别扭，有损美观。从南诏至大理国初，由于云南佛教逐渐盛兴，许多佛塔与寺庙建筑上均需大量印有梵、汉文字及佛教图画的有字砖瓦；加之当时民间火葬流行，许多火葬墓上的碑幢亦多梵、汉文经咒及佛教造像。因主持建造者及工匠们不懂梵文，于是在当时市场上便出现许多梵文样本的纸质印刷品（类似元明时期彝族毕摩版印的“甲马”之类），以便阿叱叻僧及工匠参照使用。后来随着版印技术的不断提高，云南民间也开始整卷、整册地版印佛经。同样随着版印技术的不断成熟，写本经卷则逐渐减少，至元明以来更难见到。有清一代，写本经卷在民间已基本上绝迹了。

　　在大理佛图寺塔和风仪北汤天董氏宗祠发现的大理佛经中，既有大理国时期版印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也有元代中、晚期版印的同名佛经。因时代相距较远，两者的版印风格自然会有一定差异（但上下端均有边框线，满行均为17字等基本格式仍然相同）。有的研究者往往利用这些非本质的差异，即以元代的版印佛经，用来否定大理国版印经卷的存在，这显然是不太恰当的。正如我们不能用20世纪80年代产的解放牌汽车，否定50年初解放牌汽车的存在一样。更何况，大理国中期至元代晚期已有200余年的历史了，版印技术的风格、款式还能一样吗？ 

[时间：2012-08-17  来源：云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