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志路106号、兴业路76号，两个门牌，一处地点，却已时隔90年。

　　青红砖交错的外墙，矾红浮雕的门楣，90年的风雨变迁，这座石库门房子，早已被历史铭刻在这里，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一大。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会在上海？党的新闻宣传事业为何从这里起步？这两者是什么样的关系？党的事业如何从此星火燎原？党的新闻工作的追求真理、传播真理的传统如何产生、并传承发展至今？

　　带着这些问题，在庆祝建党90周年之际，上海新闻出版界的青年记者编辑代表组成寻访团，踏上红色之旅，寻找思想的火种。

　　（一）

　　离中共一大会址不远，南昌路100弄2号（当年的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是具有重大思想启蒙意义的杂志《新青年》编辑部的所在地，同时也是当年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所在地，以及党初创后的中央局所在地。一大批进步知识分子聚拢在这里，为寻觅救国的道路而上下求索，并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追求真理、传播真理，成为他们一生的使命，也成为党的新闻宣传事业的精神源头。

　　上世纪初的中国，风雨如磐。走入一大会址，首先映入寻访团成员眼帘的，有一张当年的《上海城市租界总图》，上海的版图上，一块块不同颜色的区域标注着不同国家的租界。五彩斑驳的地图，正是当时整个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缩影。

　　租界，成为列强统治的领地，洋人纷至沓来，外资汹涌而入。据不完全统计，到20世纪初，外商在上海新设的工厂有纺织、船舶修造、机器制造、卷烟、面粉等20余类，民族资本也在艰难地跟进，由此形成了数量达五六十万人之巨的产业工人队伍。上海不仅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也成为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方。

　　经济的发展、华洋杂处的环境，带来了文化的交融，思潮的碰撞，并催生了各种新鲜事物。从表面上看，黄浦江上舟楫逡巡，新马路上车水马龙。而繁华世相的另一面却是底层民众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阶级对立的日益尖锐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最适宜的社会基础。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于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月刊。此前曾四次东渡扶桑、初步接受思想启蒙的陈独秀认识到“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泛黄的纸张中感受到发刊词《敬告青年》的力透纸背。陈独秀写道：“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即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他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呐喊。

　　这篇文章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陈独秀主持下的《青年杂志》不久更名为《新青年》，最初每期只印1000本，不久以后每期竟能印一万五六千本。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一面旗帜，《新青年》在上海诞生，并非偶然。寻访团成员查阅了当时的史料，彼时的上海，已经是中国报业出版业的中心。今天的山东中路，从福州路口至南京东路的一段，当年叫作望平街，又被称为“报馆街”。自1872年《申报》创办始，《新闻报》、《时事新报》、《民立报》、《民国日报》等相继在这里开设，鼎盛时期这条小马路竟云集了四五十家报馆，成为中国的新闻集散地。而1897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的创立，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端，大量西学和新学书籍被翻译出版，上海成为各种学说、主义集中呈现和崭露头角的口岸。

　　1917年，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之迁京。

　　1920年春天，陈独秀回到上海，迁居老渔阳里，《新青年》也随之落户于此。在这里，陈独秀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渔阳里渐渐聚集起一大批进步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中包括了李汉俊、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沈雁冰、邵力子、夏硏、刘大白……形成了一个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圈子，这就是上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此时的《新青年》则已从一份思想启蒙杂志转变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1920年6月，陈独秀和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骨干成员在《新青年》编辑部，商议成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也就是后人所称的“上海发起组”。《新青年》也随即成为该组织的机关刊物。在中国的大地上，追求真理、传播真理的火种开始点燃。从1920年夏到1921年春，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以及赴日、旅欧留学生中相继成立，而上海发起组在其中起着组织核心的作用。为团结青年，1920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离《新青年》编辑部不远的新渔阳里（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诞生。

　　1921年7月23日，十几位来自不同城市，操着不同口音的共产党人聚集到上海法租界望志路，召开了彪炳史册的中共一大。随后，中共二大、四大也相继在上海召开，中共中央机关更是在上海坚持到了1933年。上海，这座拥有独特社会和文化基因的城市，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无疑是历史的必然。[next]

　　（二）

　　党从孕育诞生之初开始就清醒地认识到，共产党人不仅要追求真理、掌握真理，更要广泛地传播真理，只有这样，才能救中国、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在上海图书馆，寻访团成员见到了中国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1920年8月，这本对中国影响深远的书籍在上海出版了。这一年初春，陈望道带着日文版《共产党宣言》，以及陈独秀经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借出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在家乡义乌的旧屋里，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废寝忘食地翻译出来。回到上海后，陈独秀决定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印刷出版，于是《共产党宣言》首译本问世。初版1000册即刻销售一空，再版1000册也很快售罄。1920年秋，平民书社、上海出版社等也相继开印，到1926年5月仅平民书社就已发行至第17版。可以说，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传播最广的马克思经典著作。透过这些最初的方块铅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渐渐潜入中国社会，并日益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

　　1920年11月，中共上海发起组又创办了由李达主编的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为党的诞生提供理论支撑。李达还在自己的私人居所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现成都北路7弄30号），这里同时也是党的二大会址建起了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在此秘密编辑、出版了15种革命理论书籍，包括“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等。如今，寻访团成员走进这座石库门房子的小小亭子间，还能看到桌子上摆放着一台老式的油印机以及一些马列刊物，仿佛让人回到了火红岁月。旁边的一块木牌上写着人民出版社编辑部旧址。

　　在二大会址陈列室的橱窗里，几份纸张早已泛黄的《向导》周报静静地诉说着当年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现在最大多数中国人民所要的是什么？我们敢说是要统一与和平。为什么要和平？因为和平的反面就是战乱……”看一看《向导》周报第一期所刊登的《本报宣言》，扑面而来的是中共在建党之初领导工农大众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斗争气息。

　　《向导》创办于1922年9月13日，中共“二大”召开后的2个月，作为中共中央第一份公开发行的机关报，它共出版了201期，是当时共产党最有影响的报纸。《向导》开辟了“时事评论”、“寸铁”、“什么话”、“读者之声”等栏目，主要撰稿人有蔡和森、陈独秀、瞿秋白、高君宇、彭述之等，毛泽东、周恩来、李立三、马林等也写过一些重要文章。《向导》始终紧密围绕党的路线、纲领、方针和政策进行宣传，大量报道全国各地工人阶级斗争的情况，激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志，被群众誉为“黑暗的中国社会的一盏明灯”，它成为指导千百万苦难同胞前进的“思想向导”，也让马克思主义思想更广泛地传播到广大工人的心中。

　　（三）

　　从《新青年》、《共产党宣言》、《共产党》月刊，到《向导》，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逐步公开、成熟、务实，并且与广大劳工阶层结合起来，不再清谈、不再唯西方论。而中国革命事业从上海出发，到井冈山、瑞金，再到遵义、延安、西柏坡，一路走过，曲折和磨砺不断，但追求真理、传播真理的精神，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以及党的新闻宣传事业不变的坚守。

　　从1935年到1948年，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夺取全国胜利的指挥中枢。而延安的清凉山，曾是中央党报委员会、中央新闻出版机关所在地，新华通讯社、解放日报社、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中央印刷厂、新华书店等众多新闻出版单位均设在这里。

　　清凉山上，寻访团成员看到那些老一辈新闻工作者曾经使用过的打字机、木箱、发报机等实物，不禁为之动容。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台大型印刷机，据讲解员介绍，这台印刷机在抗战时期购自于上海，为突破日伪及国民党的封锁，中央印刷厂的同志们巧妙地将印刷机分解伪装在三口棺材里，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严密封锁，使党中央机关报《解放》周刊，得以在1937年4月印行创刊。毛泽东百忙中曾来到印刷厂对工人们说：“印刷厂生产精神食粮，工作很重要，办好一个印刷厂，抵得上一个师。”

　　延安时期，党中央十分重视报纸作用，党的新闻宣传事业迅速发展，先后恢复和创办了《红色中华》、《新中华报》、《解放日报》和《边区群众报》。在那艰苦的年代里，老一辈新闻工作者深入实际，依靠群众，实行改革，努力使党的机关报成为具有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的党报，受到党中央和广大群众的赞扬，为追求真理、传播真理做出了杰出贡献。

　　清凉山新闻纪念馆馆长刘妮的一番介绍让我们感受颇深。延安时期，党的新闻出版工作者在缺衣少食、物资极端缺乏的困难条件下，在敌机不断轰炸的危险环境中，艰苦创业，出版了报纸，建立了通讯社，办起了广播电台，印刷了马列主义书刊，并冒着生命危险将革命书刊发行到全国各地，许多人为党的新闻出版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老一辈新闻出版工作者还将进步书籍换上《红楼梦》、《水浒传》等封皮，伪装成古典名著运往敌占区。这其中，充满了困境中不懈努力的拼搏精神和在复杂生存条件下的斗争智慧。虽然物质条件极为艰苦，但他们的精神世界却非常丰富，因为他们深深认识到所肩负的传播真理的历史使命之重。他们为新中国的新闻宣传事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从上海到延安，从法租界到清凉山，当寻访团成员沿着革命先烈的足迹一路寻访，收获装满行囊。无论是建党初期的艰难岁月，还是十字路口的抉择，在党的新闻宣传事业的发展历程中，“追求真理、传播真理”始终如一盏明灯，指引着前方，并作为新闻宣传工作的根本指针，成为后来者的宝贵财富。

[时间：2011-06-28  作者：卫纪仁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