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民曾受委派到上海拓展出版发行业务

出版发行毛泽民

  1925年冬,正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毛泽民接到党的指示,来沪担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并兼所属公开业务机构上海书店负责人。

  上海书店成立于1923年11月,店址设于沪南小北门民国路振业里口第11号(今人民路1025号),此系沿马路的老式房屋,单开间门面,有一楼一底加弄堂过街楼;门口挂着一块蓝底白字招牌,店堂两侧放置木框玻璃书橱,为转移鹰犬们的视线,在醒目处摆出新文化书社、民智书局、亚东图书馆、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该店曾在上海《民国日报》登载广告,阐明宗旨:“我们要想在中国文化运动上尽一部分的责任,所以开设这个小小的书铺子。我们不愿吹牛,我们也不敢自薄,我们只有竭我们的力,设法搜求全国出版界关于这个运动的各种出版物,以最廉价格献于读者之前,这是我们所愿负而能负的责任。”该店的印刷、发行的具体事宜,由徐白民(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执行委员)主持;编辑方面的事宜,则由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等分别承担。对于毛泽民来说,眼前的工作显然是十分陌生的,但他凭着勇往直前的顽强精神,认真摸索规律,广交业内朋友,出色地担负起了党的“出版印刷发行之总责”。

  上海书店的主要任务是出版发行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如《向导》周刊、《新青年》季刊、《前锋》月刊等,以及共青团中央的《中国青年》周刊等。此外,该店曾重印新青年社、人民出版社的出版物,并陆续出版一些新书,其中有瞿秋白等的《社会科学讲义》、《社会科学概论》、《国外游记汇刊》、《新社会观》,恽代英等编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平民千字课》,施存统的《世界劳工运动史》,李求实编的《革命歌声》,沈泽民译的《恋爱与道德》,杨明斋的《评中西文化观》,蒋光赤的诗集《新梦》等;还陆续推出《将来之妇女》、《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浅说》、《关税问题与特别会议》、《青年工人问题》、《显微镜下的醒狮派》等六种“中国青年丛书”,《不平等条约》、《中国关税问题》、《反戴季陶的国民观》、《论北伐》等四种“向导丛书”,合计逾30种。该店很多出版物都由党内同志编写,装帧讲究,销量较大,如《马克思主义浅说》屡次重印。为了方便读者,毛泽民不仅对申城发行网络进行调整,还四处奔波使外埠分销处扩展至全国二十余个城市,连巴黎、柏林也有代售处;这样一来,出版物尚未印刷即能收到上千元预付款,他得以用这些钱缓解周转金的紧缺。

  毛泽民根据地下斗争的需要,化名杨杰,以印刷公司老板身份为掩护,时而穿长衫马褂,时而是西装革履,忙于出入申城的一些报馆、书店、发行所和印刷所联系业务。党组织经过研究,把上海杨浦怡和纱厂工会骨干、中共党员钱希均派到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做他的助手,两人假扮夫妻掩护机关。他一见到这位年轻女工,就语重心长地叮嘱:“关于你的工作,除了搞好报纸和书刊的发行外,还要担任地下交通,要经常去中央机关及一些领导同志的家中联络。这个工作更重要,机密性更强。做好这一工作,一方面要灵活,同时还要严格保密,尽量减少社会关系,少与别人来往……”他们志同道合,在共同的学习和工作中互相关心体贴,翌年两人结婚。据钱希均回忆,那时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机关、印刷厂分别设于上海大通路(今大田路)大通里、斯文里,上海山海关路的一个作坊则是分发秘密文件的基地。1925年12月至1927年4月,这对革命伉俪一直寓居大通里;1926年11月,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来沪主持制定《目前农运计划》时,也住在这里。

  由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和各种革命书籍的发行逐渐扩大,上海书店原有印刷能力已无法满足需要。经请示上级,毛泽民很快又在上海新闸路培德里建起一个印刷所,它直接由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领导。他清楚地意识到,想顺利完成繁重的印刷任务,除了需要印刷设备,还得物色一些具有革命觉悟、严守组织纪律的印刷工人。于是,他给家乡韶山党组织写信,同时派人前往,要求选派几位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充实力量;韶山党组织马上派毛特夫、毛远耀、谭熙春等来沪,进秘密印刷所工作。他从不搞特殊,只要有空就和工人们一起苦干,所以深受大家的爱戴。

  上海书店的影响日益扩大,使军阀当局很惊慌。1926年春,淞沪警察厅找借口查封该店。《中国青年》周刊很快对此予以抨击:“直系军阀孙传芳以煽动工团,妨害治安的罪名加之本刊,因而封闭受本刊委托代收发行兼编辑通信的上海书店。军阀以武力摧残我们,适足反映出中国革命运动之进展。然而革命的势力是摧残不了的:从此本刊将益自策励,领导青年作革命的斗争,我们被军阀的摧残,或者增加了读者对我们的信心。我们希望读者与我们的努力,能战胜一切压迫与黑暗。”毛泽民立即在沪另设相关实体,使各项业务不处于停顿。不久,他奉命赴汉口创办长江书店,作为上海书店后继者。从此,他频繁穿梭于沪鄂两地,千方百计调运印刷物资,动足脑筋打通发行渠道。其间,他还在上海新闸路西新康里设大明印务局,在上海虞洽卿路(今西藏中路)瑞和里设瑞和印刷所。他到任一年,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作内部结算,已盈余一万五千余元;当中共中央机关派会计人员进行核查,得出的结论是财、物两清。

  1927年初,随着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毛泽民不断拓展出版发行业务,使党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读物销量猛增,如《向导》每期的发行数达八万份,《共产主义ABC》一书半年内在全国售出三万余册。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至11月,他重返白色恐怖下的申城,仍从事党的出版发行工作。1928年夏,他在上海爱而近路(今安庆路)春晖里建起党组织最大的印刷机构——协盛印刷所,秘密印刷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和党内刊物《中央通讯》;还曾以《中国文化史》、《中国古史考》、《平民》等伪装封面(甚至国民党机关刊物《中央半月刊》封面)来迷惑敌人,从而确保出版物安全送到党内同志和进步人士手中。四个多月后的一天夜晚,特务对协盛印刷所生疑,他被抓走后泰然自若,不漏破绽,咬定自己只是个为了赚钱而开印刷所的普通老板。特务见弄不出什么名堂,企图大敲竹杠,就以“印赤色刊物犯法”为由,索要十万元“罚金”。他随机应变,假装愿意出去设法筹款。特务认为反正“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就将他暂时释放。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他一边公开登报拍卖印刷所,迷惑特务;一边加紧拆卸印刷设备,隐藏于别处。隔了几天,特务到印刷所拿钱,不但找不到“杨老板”,连机器也毫无影踪,这才知道上了当。1929年初,他带印刷所部分同志和机器悄然前往天津;党组织则在上海康脑脱路(今康定路)762号另设华兴书局(曾使用春阳书店、启阳书店、浦江书店等名称),印刷、发行《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资本主义之解剖》、《世界职工运动概况》等一大批书籍(被查禁的出版物就达四十九种),还出版过《共产国际》月刊和《瀛寰》半月刊。

  1931初,毛泽民再度抵达申城,与瞿云白(瞿秋白之弟)、钱之光一起在沪筹建党的秘密印刷厂。钱之光的《党中央在上海的秘密印刷厂》回忆:“这个厂在齐物浦路周家嘴路元兴里146号至147号。印刷厂有两楼两底的两幢房子,紧紧挨在一起,对外是两家,即一边是印刷厂,一边开了一个绸布庄。瞿云白负责印刷厂内部的工作。我负责印刷厂对外的工作,同时还管理绸布庄的事情。我那时化名徐之先,由毛泽民同志领导。”

  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叛变。党组织马上通知毛泽民离沪转移到香港,他旋赴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时间:2011-06-24  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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