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双龙(化名)看来，国内相当一部分畅销书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

　　这位北京某高校出版社的图书编辑告诉记者，图书市场上“有问题的畅销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盗版书，还有一类就是“伪书”。

　　李双龙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关于图书出版的法律法规中并未对“伪书”给出具体的定义，而“出版界谈伪书，一般指的是古书，古今之别”，现在去定义“伪书”，只能从图书的商品属性去界定，指“内容有缺陷的图书出版物”。

　　此前，曾有出版界和法律界的人士给“伪书”下了定义，指“出版界涉及图书作者、内容、营销手段含有虚假信息的总称”。

　　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司负责人曾表示，“伪书”的普遍做法有三类：第一类，(外国本没有的图书)伪造外国作者及虚假评论。如伪造所谓哈佛等外国著名学府的教授或外国畅销书作家，伪造国际知名媒体、人物的评论，伪造国外图书畅销信息。第二类，盗用国外已有影响或畅销的图书书名及相关信息，包括原外文名字及所获得的荣誉等，而中文图书内容则完全或部分由自己编写的。上述两类图书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经营管理、励志及心理自助类等方面。第三类做法则是假冒中国的著名作者。

　　2005年，新闻出版总署曾公布了两批含有虚假信息的图书名单，并要求各地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加强对出版物市场的日常监管。

　　大部分业内人士不排斥“伪书”

　　北京一家文化出版公司的吴姓编辑告诉记者，“伪书”不是盗版书，也都是行内人士在做。

　　“对正式出版的‘伪书’，除了少数有文化理想的从业者会排斥和鄙夷，大部分人是无所谓的。”吴编辑说，“多数从业者只从商业角度考虑，觉得做‘伪书’的人胆子够大，有的人还会羡慕那些做畅销书的。但公共知识分子和主流媒体，当然得大力抨击。”

　　他还告诉记者，“伪书”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非法授权的翻译书，一类是市场定制书籍。所谓的“市场定制”是指把一个读者需要的主题概念放大成一本书，然后冠以一个虚假借势夸大的作者，就成“伪书”了。

　　据李双龙介绍，国内“伪书”的生产链条一般包括出版社，策划人和写手三个环节。“市场上的‘伪书’大多不是正式的出版社完成的，主要是由各种工作室去策划，去找写手，看市场需要什么东西，这个市场由选题来推动。”李双龙说。

　　由于多数文化传播公司不具备出版的资质，因此，上述生产链条的各环节需要环环相扣。

　　北京一家图书工作室的负责人罗彬磊(化名)告诉记者，图书出版主要有三种合作模式：一是出版社有选题，找图书工作室来写；二是中间人有选题，联系出版社和写手来完成；三是图书工作室从出版社买来书号，自行完成选题。

　　报酬支付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一次性稿酬，一本400页的图书的一次性稿酬约六七千元；另外一种是版税，一般为6%～7.5%。罗彬磊说，版税的报酬一般是在交完书稿后，出版社先付一半，另一半得等到图书上市3个月之后再支付。

　　记者了解到，地震出版社在2010年6月1日出版的《西点军校22条军规大全集》一书，定价36元，写手的一次性稿酬为8000～10000元，如果算版税的话，是8%。该书的责任编辑告诉记者，他们的报酬比一般的出版社高，是因为“我们审稿严格”。

　　让人费解的是，“西点22条军规”明明是子虚乌有，也通过了该出版社的三审，该编辑称，“西点(军校军规)也有一些资料，不能证明它是假的”。

　　人民邮电出版社的一位图书发行人告诉记者，如果要出版这一类的励志书籍，该出版社只付一次性稿酬，在7000元上下，交完书稿后先付1/4，3个月后付完全款。

　　2010年9月1日，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了《向西点军校学执行力：打造优秀员工的22条军规》一书，定价29元。

　　民间力量打假是最没有约束力的

　　写手只是“伪书”生产链条的上游环节。

　　李双龙告诉记者，避免“伪书”出现的第一道把关在责任编辑那里，“无论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你总得去了解，是不是有22条军规这么个东西？”此外，图书的内容、装帧和印刷质量，都是责任编辑要把关的。

　　他表示，在对“伪书”的把关流程上，真正能起作用的是图书出版的三审制度。“三审要是造假，也没什么办法了”。但由于一般图书的三审都是图书策划人自己，“自己策划，当然就不会把关了”。李双龙说。

　　吴姓编辑认为，敢出“伪书”的出版社一般不会管这个问题，都觉得不会出事。“如果是社里直接操作的，一般是自主约稿或买断稿，合同上注明由作者负责。和文化公司合作的，也都由文化公司以著作权人的身份自担责任。有著作权人说没事，社里就不大管了。”他说。

　　李双龙还告诉记者，在对图书质量的监管上，目前国内有两种方式，一是实名书号制，二是重大选题备案。

　　“但这两项一般由出版社来完成，并不对策划人和写手形成监管。在‘伪书’的实际生产过程中，出版社采取了隐性的‘买卖书号’的方式――不放弃编审校对印刷的权利，但是在选题策划和写作上完全交给了策划人、工作室，图书出版的策划、发行等工作实际上和出版社一点关系都没有。而出版行政管理部门也不好监管，最多只能做事后的行政处罚。”李双龙说。

　　在陶百强看来，政府主管部门的监管、出版社的把关和来自读者等民间力量的监督是遏制“伪书”出版发行的三股力量。

　　2005年，北京锡恩管理顾问公司发布过95本疑似“伪书”的清单；本报关于哈佛图书馆墙上的“伪训言”的报道则来自上海一位中学英语教师的来信；而在豆瓣网上，有网友列出了“中国现代伪书大全”，把“虚假宣传书、非法侵权书、抄袭书、伪科学书”都列入“打击”范围。

　　“但民间力量恐怕是最没有约束力的，对此我深有体会。”陶百强坦言，“光靠民间力量打假是不够的。”

[时间：2011-06-13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