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份发布的数据中，一些重要经济指标出现回落。9月1日发布的8月份制造业PMI指数较7月份回落0.6个百分点，在连续5个月回升以后出现回落；9月13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8月份主要经济指标，其中工业增长率较7月份回落2.1个百分点，回落幅度之大为近两年所仅见；投资增长率持续下降，在房地产、制造业投资持续下降的同时，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也出现回落，而且幅度大于前两项投资。这些情况使各方面对未来经济增长态势，产生了普遍担心。

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2014年9月29日全球经济权力正式交接，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这篇报道引起中国一些新闻媒体的关注。值得玩味的是，部分中国新闻媒体评论者并没有因此感到喜悦，他们反而有些担忧。部分评论者认为按照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中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为世界第一毫无意义。

9月30日，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发表《IMF警告，全球失衡仍对稳定构成威胁》，该文说，“存量失衡不减反增，主要原因是流量失衡持续，再加上若干发达经济增长低迷。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似乎陷入了新的困境中，具体表现何在？第一，中国央行千方百计通过各种定向放松政策来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但迄今为止中小企业融资成本依然高居不下，有评论者将此比喻为中小企业在流动性的海洋中被渴死。

近期反映经济走势的有关统计数据普遍回落。这些数据走势变化，反映出当前经济运行出现了短期波动的特点。从宏观层面来看，主要表现为需求回升减缓，这是导致当前经济出现波动的主要原因。

虽然人们对“里根经济学”的效用褒贬不一，但没有人否认里根不愧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对政治家来说，他所宣扬的政治主张比起具体落实结果更重要。里根深知工商利益集团和官僚阶层的利益都是不能触动的，而重振大国威风是美国上下共同的愿望，里根做到了。

三季度以来，经济政策开始淡出稳增长，由二季度的“微刺激”“稳增长”开始强调“新常态”和“促改革”。各项宏观经济数据超预期走弱，8月工业增加值更是滑落至6.9%。

2013年中国经济GDP达到了7.7%的增长，2014年上半年在7.4%的水平，预计全年GDP能超过7.3%的水平。经济增长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确地指向了经济增长进入了“换挡期”，其背后的逻辑基础和未来趋势值得我们深究。

中国经过30 余年的改革开放，一只脚在市场经济里，另一只脚被计划经济行政指令深度影响，两股力量纠缠博弈。无论是经济还是城市转型，又到了下一个转型发展的十字路口。

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致辞中指出，要掀起一个大众创业、草根创新的新浪潮。要用好创新这把“金钥匙”，着力推进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使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我们当下议论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经济的新常态，所谓“新常态”就应该对应“老常态”，“老常态”是过去中国30多年的时间里，GDP平均增长是9.8%，这两年经济开始回落，今年上半年是7.4%，按照市场的预测，今年年底中国恐怕维持不了7.4%了，还会继续下调。

把现在正值当年的投资界70后、80后主流合伙人挨个数一遍的话，大概可以凑满两桌。事实上，相差无几的年龄、类似的奋斗背景以及共同认可的投资理念很容易让这群人走在一起，而眼下这群人也正肩负着传承的使命，迅速地成长为投资界的中坚力量。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在达沃斯论坛开幕式致辞中指出，在经济运行的新常态下，要保持定力、深处着力，更加关注结构调整等长期问题，不随单项指标的短期小幅波动而起舞。

今年二季度以来，全球经济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 F最近将2014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从4月份的3.7%下调至3.4%。IM F预计下半年世界经济增速可能“出现反弹”，但同时警告说“下行风险仍然令人担忧”。世界经济增长因何放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简称IMF）对于中国经济的建议获得一位重量级经济学家的肯定。IMF在针对中国经济发布的最新评论报告中呼吁中国政府不要过于担心国内生产总值（GDP），应该将主要力量集中在改革上。

李克强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上的致辞释放出这样的信号：动力足方能走得远，中国经济要保持可持续发展势头需要源头活水，最重要的是发掘新的动力引擎。

在2014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李克强总理指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总体平稳、稳中提质，是源于“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保持定力，主动作为，在区间调控下实施定向调控，不搞“强刺激”，而是力推“强改革”，大力调结构，着力惠民生，充分下好“改革”和“调整”两手棋。

“唯一的刺激就是强力推进改革。” 8月27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首次就是否推出了“强刺激”做出回应。

眼下，相比风生水起的欧洲经济一体化、北美经济一体化，亚洲经济一体化却关山阻隔，步履维艰。这是什么原因呢？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面临着国家发展战略的新要求，也面临着国际经济政治环境新变化的机遇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