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在达沃斯论坛开幕式致辞中指出，在经济运行的新常态下，要保持定力、深处着力，更加关注结构调整等长期问题，不随单项指标的短期小幅波动而起舞。

李克强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上的致辞释放出这样的信号：动力足方能走得远，中国经济要保持可持续发展势头需要源头活水，最重要的是发掘新的动力引擎。

在2014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李克强总理指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总体平稳、稳中提质，是源于“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保持定力，主动作为，在区间调控下实施定向调控，不搞“强刺激”，而是力推“强改革”，大力调结构，着力惠民生，充分下好“改革”和“调整”两手棋。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面临着国家发展战略的新要求，也面临着国际经济政治环境新变化的机遇和挑战。

结合中共中央提出的“三期（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习近平常态”的核心特征可归纳为三点：

曾是高增长重要推手的地方政府，如今恐怕再难“吃计划经济的老本，借改革开放的新债”了。统计资料显示，截至去年6月末，全国政府性债务为30.27万亿，其中全口径中央政府性债务合计12.38万亿，全口径地方政府性债务口径合计17.89万亿，其中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为10.8万亿。即便沪、京、苏、浙等富裕省市，也不同程度陷入了债务泥淖。

不到200年前，中国无疑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根据已故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的估计，18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到全球的30%多。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推动欧洲和美国崛起，中国所占比例下降。

在7月公布第二季度GDP增速达到7.5%时，不少人一度认为下半年经济增速可能快于上半年，由此觉得实现全年7.5%的增速问题不大。但从最新部分经济数据来看，经济增速下行的风险的预兆仍然很显着。

诚如许多人所言，我们身处于一个危机重重的，到处是泡沫的，似乎随时都会崩溃的严酷环境中，似乎大萧条马上就要来临了。

中国经济恰恰如此，两年来一直保持“临界速度”，油门小一点就会“失速”，但谁都不愿意再次踩下足够大的油门。

8月22日，李克强总理视察中国铁路总公司时说：我每次出访都推销中国装备，推销中国高铁时心里特别有底气。

从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情况来看，无论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中国经济升级版”所规划的中期发展目标经济协调发展、居民共同富裕，以及“中国梦”所期盼的长期发展目标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相比，都存在多方面较大的差距，而这正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巨大潜在空间

按照可能爆发的顺序看，中国经济的三大增长点包括公共消费型基础建设投资；已有产能的绿化和升级；居民消费。其中，最有可能在短期内引爆的并可长期依赖的是公共消费型固定资产投资。

美欧经济复苏不一致及利益诉求分化，决定了曾经非常步调一致的两大西方经济体被迫采取不一致的经济政策。目前世界经济进入以多元化、多极化为特征的新格局下的博弈，充满了不确定性。如果处理得当，中国将从此走出“崩溃论”阴影，实现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10%左右的增长速度始终保持着高速增长的经济形势，但自2012年来，中国经济增速开始明显放缓，2012年、2013年、2014年上半年增速分别为7.7%、7.7%、7.4%，低于中国政府长期坚持的8%的安全增速。

刚发布的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勾勒出一幅经济“新常态”的轮廓。今年上半年，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增长较快，贷款结构继续改善，市场利率回落，汇率弹性增强。

中国经济的剧烈调整已经开始了。我们高度关注这次调整的方向、烈度、时间以及结果。

上半年的经济数据表明，中国尚未驶出结构调整阵痛期、发展转型减速期、大规模刺激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危险航道”。亟须在一些关键环节厘清思路，把准脉搏，精准治疗，才能让中国经济之船平稳较快航行。

2013年以来，面对新的宏观经济背景，新政府的宏观调控思路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中国需要放弃“唯GDP”的老路，不搞大规模刺激，目的是消化前期刺激政策带来的债务风险和产能过剩，但另一方面，中国也不能走完全放弃GDP的邪路，如果经济增长滑出保就业的底限，可能会造成不可知的社会和政治风险。

在大多数经济学家与研究机构将目光锁定发达国家收紧货币政策对全球其他市场的影响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则强调，需要警惕由于新兴市场经济增长放缓所带来的溢出(spillover)效应。IMF认为，新兴市场的溢出具有规模效应。